五、秽与寒食
    我们认为，寒食不入日本，是因为它与日本的本土文化不相容，并缺乏移植的必要的土壤。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对古代日本的秽的观念做了简要的介绍。那么，秽的观念是如何与寒食相关联的呢？
    对中国的寒食行事略做分析，与朝廷相关的根本内容有两部分：一、寒食禁火与寒食结束以后的钻火、赐火；二、风行于唐代的寒食扫墓。以下仅从这两方面入手，对寒食不入日本加以检讨。
    1.火与秽
    如上所述，寒食诸种行事的深层，是关于火的古老禁忌和信仰，它与古老的改火习俗密切相关。因为对于上古之人，火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而是和水一样是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具有某种灵力的存在。因此，它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和水一样变脏变浊，也和水一样，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加以更新。《管子·禁藏》云：“钻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兹毒。”兹毒者，注云“以时滋长之毒是也”。易火之俗相关的记载，散见于古代典籍之中。如“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见《周礼·司》，依据记载，对于取火的树木，也依季节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旧毂即熟，新毂即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论语·阳货》）等等。而关于改火的时间，或立春后一日（《管子·轻重己篇》），或季春三月（《周礼·司》），或冬至（《后汉书·礼仪志》），或夏至（《居延汉简》简号5-10，10-27），各种说法不一。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唐代寒食改火的风俗，正是基于上述古老习俗的基础之上的，是对上述古老习俗的一种继承。
    在古代日本，关于火的古老禁忌和信仰，同样是存在的。然而，不同的是在日本，不是一年禁火一次，而是每到重要的祭典时，为了避免有秽，经常使用新火。依据记载，在古代日本的宫中行事中，神今食、新尝祭、六月、十一月、十二月忌火御饭，皆用 忌火。[41]所谓忌火，即新钻取的新火。《江家次第》忌火御饭条注云：“忌火，钻火炊爨，谓之忌火也。”又经延喜式云：“忌火庭火祭，宫主于内膳司行事，天安元年四月，内膳司祭火庭火神奉授从五位上，天平三年正月，神祗官奏，庭火御爨，四时祭祀，永为常例。”《大神宫仪式解》中，亦有关于忌火的近似的解说。从中可见，为保证火的清净，在日本宫中同样也有改用新火之俗，并且有专属天皇的，接受天皇从五位封号的宫中火神。
    为防触秽而经常使用新火的风俗的存在，对寒食传入日本有负影响。人类所共有的好奇心，永远促使人们接受新事物。它是促使各种文化在世界范围传播的重要的力量。一定意义上说，在古代日本宫廷，这种为了防止触秽而时时更用新火的习俗，虽然不同于中国的寒食之俗，但在功用上与寒食是极为接近的。也许恰恰因为功用这样接近的风俗存在，使寒食息火新火的风俗，失去了新鲜感，进而失去了传播的土壤。
    另一方面，在唐朝做为寒食的重要内容之一的皇帝赐火，因为秽的妨碍，在日本实际上也很难出现。皇帝赐火，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千家万户停火三日后，暮色霭霭，从九重宫中，温暖的，清洁而吉祥的新火，在欢呼声中递传而出，是何等景象。然而，在日本依据秽的观念，与有秽的人同火，则会触秽。因此，为了躲避秽，日本古来就有让有月事或怀孕的妇女，在隔离的小屋别火自炊的风俗。比如《古事记·上》记载，伊耶那奇命在黄泉比良坂与伊耶那美命告别时，曾发誓一天内造一千五百个产屋。[42]典籍之中，把产屋与火直接联系起来的，是《日本书纪》卷二记载的鹿苇津姬造无户室，当产之时引火焚室的神话传说。[43]《古语拾遗·神代》中也可见有关产屋的记载。年代稍后的《实隆日记》享禄四年三月日记事，则记载了因为与吃鹿肉的人同火而秽三日的事例。近代的民俗学调查中，也留下了许多火可以传染秽，以及避免与有秽的人同火的记载。[44]正如柳田国男《火的过去》所论，古代日本与其他民族不同，认为火是非常易于被弄脏的，因此非常注意避免让火与秽接触，以保持火的清洁，并时时为清洁而更换新火。[45]依据这一思路，则天皇欲保护其火之清洁尚犹不及，遑论象中国唐朝把火分送各家了。在这一点上，中日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不兼容。
    2.墓与秽
    在中国给寒食带来强大生命力的寒食扫墓之风，因与秽的观念相矛盾，同样无法影响及日本。
    古代日本人没有中国式的扫墓之俗。因为如前所述，死秽为秽中最重者。而与死秽直接联系的正是死者的尸体，以及尸体停放的空间。和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远近为标准衡量服丧期间的长短不同，秽的存在并不以血缘关系为绝对基准，而是以空间为基准。因此在日本古代，为了避免在家中发生秽，把即将死去的人移动到家外的事并不少见。《今昔物语》卷二十六的第二十话中，记载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童因病将死而被主人移出家外的故事。[46]《平户记》宽元二年（1244年）十月三日记事，《实隆公记》永正二年（1505年）十一月六日记事，都有类似的记载。[47]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秽与血缘毫无联系。确切地说，当死者是家族中的主要成员时，他们死在家中被认为是当然的，家人理当被秽。而乳母、被官人、使女等因其地位与社会关系的疏远，被移出也被认为是应当的。异例的是《建内记》中俊秀将母亲移出的记载，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将军的车被寄放到俊秀家。[48]有鉴于尸体有秽，尸体的停放处（包括埋葬处）有秽，流行于唐朝的扫墓之俗不可能移植于日本。据藤原师辅日记《九历》承平六年（936年）所记， 藤元忠平就任太政大臣，曾立即参诣醒醐天皇后科山陵及父亲基经的坟墓。[49]又据《荣华物语》，长德三年（996年）， 失去官职的伊周曾夜月向前年死去的父亲道隆的新坟处，哭述自己的左迁。[50]在没有中国式的扫墓习惯的古代日本，这两则特殊的记事，向我们陈述的恰恰是不到喜极或哀极，他们是不到身墓前的。
    不仅如此，与死秽相关，古代日本人的葬礼，也可以说是非常不同于中国的。高取正男在《宗教以前》一书中，是这样描写平安贵族的葬礼的：
    看一下平安贵族的葬礼的模样。那大多是火葬，直到火葬场，仍然有许多亲戚朋友参集，并表示哀悼之意。但是，到举火之前，大部分人便逐次在鸭川受拔，然后回家。此后的事情，则尽归死者的乳母之子等身分低下的人。他们把遗骨收纳壶中，挂在项上，用双手护持着。周围只有僧侣们跟随他们，纳骨于墓。其墓地亦不过是用石头搭成的卒塔婆（一种简单的坟墓的标志--引者），周围则围上被称为忌垣的木栅，如是简单而已。[51]
    如是简单的葬礼，显示出他们对肉体的坟墓并不重视。潜在的原因是古代日本人对死亡的特殊认识。与中国人不同，古代日本人认为人死以后，灵魂即离开肉体，两者是分离的。要说明这一点，这里还有必要谈及以近畿地区最为流行的两墓制的风俗。高取正男氏介绍说：两墓葬的时候，死者的遗体或遗骨（火葬的场合）掩埋之处，用木或竹简单做成标志，但不久就会自然烂掉，成为无主之墓。几年后，下一次埋葬时，挖出遗骨是常见的，但并没有人注意。同时，又在根本与遗体有关的地方，立碑为永久的纪念场所。前者离居住地很远，后者常在集落或寺院境内。前者称野墓、身墓、投所、舍墓，后者则称引墓、寄墓、净墓、空无常、诣墓。前者很少去，甚或第二天就不再去。后者也只是开始去，后来渐渐忘却亦极常见。而且为个人立碑被认为没有必要。[52]可见即或后人有心祭奠先人，所参拜的也只能是村镇中或寺庙中的诣墓，不可能形成中国寒食的郊行风俗。
    再进一步说，古代日本人的祖先观念，与当时中国人的祖先观念亦不相同。前引《九历》藤原忠平诣墓归来，晚上与儿子谈起旧事时，忠平对自己的义祖父良房、高祖父内磨的墓所，都只是有所猜测，而不能确认。做为平安贵族的跷楚，藤原家族犹尚如此，这不能不使人感觉到，当时人关于直系血缘祖先的观念是非常淡漠的。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古代日本社会，尚处于由氏族向家族的转化过程中。与中国当时的重视血族关系的扫墓祭祖不同，古代的日本人更重视的，是对氏族的神的祭奠。而在日本人的家族观念发达以后，其敬祖的表现方式，亦与灵与肉脱离的思维方式相关，侧重于写经、供佛，为亡人祈祷。[53]而以纪念祖先，表达孝思为目的的中国式的寒食扫墓，其不入日本，良有已也。
    以上与秽的观念相关联，我们仅从有关火的禁忌及有关丧葬的风俗这两方面，从中日不同文化习俗的角度，对寒食不入日本做了初步的考察。笔者认为，上述两个侧面的中日古代文化观念与习俗的不同，是影响寒食不入日本的主要原因。应当指出的是，影响及寒食不入日本的因素很多，而绝不限于这两方面，并且相关的有待于今后探讨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就更深层来说，古代日本的秽的概念的形成，与中国古代道教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再比如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的差异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寒食不入日本有所影响或与之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