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划分选举区也不是一场彻底的改革。一个新的部落往往包含在地理上毗连的两个“三一区”。正因为如此，马拉松地区仍属于庇西特拉图党派的势力范围。爱安提斯（Aiantis）部落的两个“三一区”仍旧连接在一起，保持着改革前的完整性。在阿提卡东部，爱吉斯（Aigeis）和潘迪奥尼斯（Pandionis）的内地和海岸“三一区”也是毗连的。阿卡门提斯（Akamantis）也存在类似的情况[⑤c]。此外，新的选举区主要限于阿提卡本土，与阿提卡相连并受其控制的某些地区的居民并未包括在这些地区部落之内，如奥罗帕斯（Oropos）、爱柳赛莱（Eleutherai）和萨拉米（Salamis）地区的原有居民即是如此[⑥c]。在雅典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地域改革越不彻底，贵族赖以统治的基础越加稳固持久，政体中的民主成分就越是有限，越难发展。
    其次，改革保留了梭伦确立的财产原则，从而在公民内部保留了权利的不平等。司库官仍由第一等级充任，执政官仍从一二等级中选出，而贵族会议的成员仍来自任职期满的执政官[①d]。占公民总数很大部分的第四等级仍不能担任官职。
    再次，国家各机关的职权范围仍沿袭梭伦旧制。贵族会议实际上仍然是最高权力机关。它享有监察宪法、决定国家大事要事、惩处罪犯、审判叛国者等重大权力。因此，希格内特指出：“当克利斯‘提尼授权他的新的会议（即五百人会议时），他并没有侵犯贵族会议的权力，而是在提供一个必要的保护以防行政长官和公民大会滥用职权”[②d]。
    综上所述，克利斯提尼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血缘关系，打击了贵族势力，促进了国家的形成。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仍未能改变国家政体的贵族性质。
    二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须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方面是社会中下层群众总体实力的加强，具体表现为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壮大。这里说的社会中下层群众，主要指梭伦改革时划定的、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的第三、四等级公民。第三等级包括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和小农阶层，第四等级主要是无地贫民。由于他们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地受到贵族排斥和压制，无权或少权；在经济上受到不同程度侵害，贫穷而困窘，他们要求推翻贵族政治，建立民主政体，构成了民主派的骨干力量和基本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壮大，是他们总体实力加强的基本要素，随着这些要素的发展成熟，民主力量不断壮大，贵族势力相对削弱，从而引起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促成民主政治的确立。另一方面是国家财力的增长。民主改革与民主政治的确立须以国家财力的增长为其物质保障。只有积累了相当充裕的资财，才能维系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和小农及社会下层群众的联盟，才能进行诸如发放公职津贴、举办社会救济、兴建土木工程一类的有利于发展民主制的事业，才能巩固民主派的地位。
    上述两方面条件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商业的发展。雅典地少人多，所产粮食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据统计，公元前5世纪，雅典在最好的年份生产粮食总计不过45万麦斗[③d]，而当时雅典总人口约为33万[④d]，年需粮食应为198万麦斗。也就是说，自产量仅为需求量的1／4，绝大部分粮食必须靠进口解决。土地的占有又极不平均。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则少地或无地可耕[⑤d]。因此所谓缺粮，主要是对社会中下层群众而言。对雅典公民来说，除了极少数可能通过外出殖民获得一定解决外[①e]，大多数公民只有依靠经营工商业以营利换取周围产粮区的粮食[②e]。
    工商业发展一方面可使社会中下层群众获得一定的财富积累，从而摆脱贫困面貌，并由此改变终生委身于直接生产劳动的状况而有暇参加正常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可导致社会中下层群众职业结构的变化，使原来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工商业利益形成政治上的联合；又可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从而进一步壮大他们的政治力量，使他们在斗争中居于优势。
    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财力的增长也必须依靠工商业的发展，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经济繁荣时期政府的财政来源，归根到底无不与工商业的发展相关。
    雅典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十分有利，港口殊佳，海上交通便利，资源丰富。阿提卡多山区，据《剑桥古代史》估计，农耕面积占半岛总面积的1／5[③e]。在这1／5中，土地实际利用率仅占50%，其中适于谷物种植的土地又主要限于平原地区。而在山区与丘陵地带，例如山坡梯田，则只宜栽培葡萄与橄榄，不宜种植谷物[④e]。这样一种土地特性注定了雅典农业种植结构必须是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举。其经济作物主要是葡萄与橄榄，梭伦改革时，为划分等级而制定财产标准时将葡萄酒、橄榄油和谷物置于同等地位，只要达到规定的标准，无论拥有的是粮、是酒，还是油，都可划入相应等级。而在梭伦以及后来雅典历届政府的经济外交政策中，鼓励酒、油出口都居于突出地位。另外，反映公元前6至5世纪雅典农民栽培、收获葡萄、橄榄劳动场景的浮雕、石刻、图案等艺术品[⑤e]和流行于公元前6至5世纪、铸有橄榄图案的雅典货币[⑥e]比较多见，也说明葡萄和橄榄栽培在雅典农业种植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约公元前6世纪，随着海外粮食的进口，希腊许多城市开始改谷物种植为葡萄、橄榄栽培[⑦e]。这种现象在庇西特拉图时代的雅典尤为显著[⑧e]。而至公元前5世纪，雅典农业种植便以“商品作物为主了”，再加上其他商品经济的因素，至古典时代，商品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达50%[①f]。但是，雅典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道路还是颇为曲折的。工商业发展在克利斯提尼改革之时还比较有限。商业在相当程度上由小手工业者兼营，专职商人还不多见。手工业发展也比较低下，即使在相对发达的制陶业中，专业匠师也不过百人，而且其中至少一半是外邦人[②f]。当代希腊史家斯塔尔考察了公元前800--前500年的希腊手工业发展状况后指出，手工业作坊所需固定资产不过是生产工具、炉子和工人的保护设施[③f]，可见其资金薄弱，生产规模有限。处在这样一种经济背景下，雅典社会中下层群众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力量是可想而知的，不可能形成阶级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因而不可能兴起深刻的、足以改变政治制度性质的改革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