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公元前6、5世纪之交，雅典工商业发展加快了步伐。造成这种发展的契机是希波战争（公元前500--前449年）及其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而雅典城邦国际地位的提高从而海上霸权的形成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方面之一。国际地位的提高使雅典成为地中海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越来越多的海外工商业者受到吸引并来此定居[④f]。而海上霸权的形成则可以使雅典通过武力强迫不仅爱琴海域而且黑海、地中海的商品运抵雅典集散[⑤f]。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在工商业经济空前兴盛的背景下，雅典进入了马克思所赞誉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阿提卡本土的工业原料得到了合理的利用；橄榄油和葡萄酒开始大量出口。纺织材料、金属矿藏及其他手工业原料因航海业的发展而不断进口[⑥f]。手工业的分工已相当细密，行业已增达20多种，各行业内部又有进一步的分工。如制陶，有粗工、细工之分；细工又分为塑制、彩绘、焙烧等不同工种；甚至在塑制中，瓶、碟、罐、杯也各有专人制作。在古典作家的著述中，还经常看到劝人专事一技的事例。手工业组织也有显著发展，已出现雇佣达120个工人的作坊，尼细阿斯（Nicias）矿区使用了上千名奴隶[⑦f]。商业繁荣可以比利犹斯港为例，雅典仅此一港每年贸易总额即可能高达2500-3000塔兰特之间。如果考虑到公元前4世纪手工业又有相当发展之时雅典一个拥有32名奴隶的制造刀剑的大作坊，每年营业总额仅为2塔兰特，考虑到庞大的波斯帝国当其全盛之时收缴税银总额不过14560塔兰特，而小亚四省共纳银仅1760塔兰特，便可以想见这一贸易总额之巨了[⑧f]。
    工商业发展也表现为众多外国商人与工匠移居雅典。据统计，伯里克利时代定居雅典的外籍居民达4万之多[①g]。按雅典法律，外侨不能参加土地分配[②g]，这就使他们与农业经营割断了联系，而只能依靠手工业、商业、信贷等维持生计[③g]。在一个只有20万人（包括外国人，不包括奴隶）的小邦里，4万人依靠工商业生活已属罕见，如再将本土居民从事工商的因素考虑在内，便可以想见雅典当时工商业发展的盛况了。
    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雅典周围地区的经济繁荣，使地中海、黑海、小亚细亚、北非形成了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有机联系的贸易网络。以粮食为主体的大宗食品由此而不断运抵雅典市场[④g]，从而基本解决了雅典的缺粮问题。不仅公民能以较低价格购得粮食，政府也因此而大力举办福利事业，向公民，主要是贫穷公民分粮放赈[⑤g]。《剑桥古代史》乐观地描述了工商业发展为雅典带来的繁荣景象：雅典公民“不仅可以享受阿提卡的橄榄油和葡萄酒，而且可以食用黑海的谷物和干鱼，品尝腓尼基的椰枣和西西里的干酪，可以穿波斯的拖鞋，睡爱尔兰的床铺、枕迦太基的枕头”[⑥g]。
    工商业的发展，改变了社会中下层群众的贫困面貌，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第三等级主要是小块土地的占有者。在克利斯提尼时代，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有限，他们主要从事单一的种植业，缺衣少食。泰米斯托克利扩建海军、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实施以后，他们的经济活动开始向着工商业倾斜。至伯里克利时代，工商业经济空前繁荣，他们在耕种小块土地之外从事工商活动已成为普遍现象。例如，阿卡奈（Achanea）区的德谟成员同时是商人、店主、房主、作坊主、工匠、造船匠、泥瓦匠、建筑工、铁匠等[⑦g]。工商业的发展为小农阶层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机会，开辟了更广的财源。作为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和小农经济状况改观的显著标志，是他们装备重装兵能力的增长。公元前490年，他们装备的重装兵数目不过1万人，至公元前5世纪60年代末，这一数目增长到2.3万人，30年之内就增长了1.3倍[⑧g]。
    第四等级公民主要是无地贫民。工商业的发展使他们不再因无地可耕而终日为工作、糊口奔波操劳。根据伯里克利时代救济粮发放的登记材料，他们总共不过1.6万人[①h]。其中有1万人担任桨手[②h]。所余6千人可望充任陪审员，或从事建筑、运输、零售、捕鱼等工作，而每项职业或工作，都能给他们带来收入，足以维生。
    经济状况的改观，为社会中下层群众带来了较多的闲暇。亚里斯多德极为重视闲暇的意义，这不仅因为闲暇“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的人生的幸福境界”[③h]，更因为它是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④h]。公民没有闲暇，民主政体就是一句空话。
    工商业的发展也促成了社会中下层群众在政治上的联合，从而壮大了他们的政治力量。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基于职业与工商业发展的密切关系，对于城邦政策的制定实施寄予极大的关注，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加快财富积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剥夺贵族权利，建立民主政治。他们代表民主化进程的方向，对于改革持坚定立场。小农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与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基本相似，所以具有与此基本一致的要求。第四等级公民的构成比较复杂。他们中的大部分依靠工商业、航海和在城邦事务中任职谋求生路[⑤h]。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民主政策的制定是他们前途命运的依托，所以，他们是民主政治的坚决拥护者，在民主改革中能与第三等级结成同盟，发挥积极作用。由于在工商业的发展方面具有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利益，在基于工商业发展的政治权力方面有着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要求，上述各阶级大体上能够形成统一的力量，支持民主改革，促进民主政治的确立。
    社会中下层群众政治力量的增长，改变了雅典党争长达百年的三足鼎立的格局，使平原、海岸与山地三派在实际上改组为贵族派与民主派两大集团，并使民主派在阵容上居于绝对压倒优势。公元前5世纪初叶，中小工商业奴隶主与小农的人数达10万之众，占雅典自由民总数的60%。第四等级6.4万人，占总数的38%。两者相加，共占总数的98%。而贵族奴隶主（包括第一、二等级）人数很少，总共不过4千人，仅占2%[⑥h]。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政府财力也获得了巨大增长。促成这种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1.新的银矿矿脉的发现。雅典很早即有银矿的开采。但劳立温（Laurium）银矿丰富的矿脉却是在公元前483年末或前482年初发现的[⑦h]。这一矿脉的开采，构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2.提洛同盟的建立。提洛同盟是以雅典为中心组成的，由于雅典执掌同盟金库的管理大权，同盟年金的开支悉由雅典决定。这样盟国的年金也就变成了雅典的一项重要收入。公元前454至前453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移雅典，当时库存达8000塔兰特之多。三十年和约签订之时，更增至9700塔兰特[①i]。3.金矿的开采。公元前5世纪70年代，雅典征服了色雷斯的爱恩（Eion），控制了潘给优斯（Pangaeus）金矿的开采。公元前465年，雅典将军西蒙（Cimon）又迫使北爱琴海最富庶的城邦塔索斯（Thasos）投降，从而占领了塔索斯在大陆的斯卡普铁叙列金矿（Scaptesyle mine）。而据希罗多德叙述，斯卡普铁叙列每年可使塔索斯获得80塔兰特黄金收入[②i]。这些金矿的控制和开采使城邦财政获得了进一步增长。4.税收的增加。泰米斯托克利担任执政官期间，实行了许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上述政策的实施使雅典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③i]。而这一黄金时代到来的结果，首先是政府工商税收的增加和国家财政的增长[④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