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政府收入数额与公职津贴的发放数额作一换算，有助于我们认识以上因素对政府财政增长与积累的重大作用，以及它们在民主政治改革与确立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我们以提洛同盟年金为例作些分析。同盟年金为400塔兰特[⑤i]，即1440万奥波尔（1塔兰特等于36000奥波尔），五百人会议议员是领受津贴最高的公职，每日5奥波尔，年金不过1800多奥波尔，执政官4奥波尔，年金为1440奥波尔，陪审员2奥波尔，年金为7200奥波尔。根据当时的物价，我们可以具体说明一个成年男子的消费情况[⑥i]：
    这是一个日收入2奥波尔或年收入120德拉克玛的成年人的消费帐单。从所列食品看，他以小麦作为主食，而小麦对于一般雅典公民无疑是优质食物。同时，他在日常用餐中可以吃到肉、鱼、水果、蔬菜，喝到饮料。而且主食的花费在总花费中比例很低，仅为12.5%，副食的花费则高出主食3倍。在古代，这可说是一种较高的生活水平。一个男子的消费情况如此，一对夫妇日收入3奥波尔或年收入180德拉克玛即可达到这一水平。
    根据上面的换算，提洛同盟年金400塔兰特可供养包括五百人会议议员、执政官、驻外使节、巡回法官、陪审员、水手等在内的各类公务人员达2万人[①j]。也正因为有了对城邦收入的具体认识，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亚里斯多德下面一段话的含义：“后来，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积累了很多，他（亚里斯泰德斯）就劝告人民，抛弃田园、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告诉他们说，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②j]。
    三
    社会中下层群众总体实力的壮大和政府财力增长的两方面条件是逐步形成的，民主化进程必然伴随着这些条件的成熟逐步深入，而血缘关系和财产原则也就在这一深化过程中逐步瓦解和取消，贵族政体由此而丧失了它的全部基础。
    民主化进程因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的三件大事而得以大进，这三件事是泰米斯托克利扩建海军，公元前487年改革和公元前480年改革。
    前487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变执政官一职的选举方法。在此之前，执政官是由公民直接选举的。由于缺乏在较小单位内的预选，由于氏族贵族控制城邦政治，被选者大多为氏族贵族的首领人物[③j]。前487年改革将原来的直接选举变为由享有资格的成员抽签。每个德谟根据人口的数量按比例先行选出一定的候选人。这样产生的候选人总数为500人。而后，500名候选人再进行第二轮抽签，从中选出9个执政官[④j]。
    前487年改革首次显著地推进了民主化进程。这首先表现为它初步改变了选举方法，从而为选官制度的彻底改革奠定了基础。抽签选举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它强调的不是被选者的条件，而是公民参加选举和被选举的平等权利。这很容易将一些庸才和并非代表公意的人选入政府，从而有碍于治理。但在公元前5世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氏族贵族十分强大，惯于通过手中的权利和诸种人事关系操纵选举，从而垄断高级官职。抽签选举的实施则可大大削弱这些因素，打破氏族贵族操纵选举的局面，因而具有重大意义。贵族会议亦不复为氏族贵族垄断的封闭式机构，由于抽签使执政官来源发生变化，组成贵族会议的成份不再为纯粹的氏族贵族，从而导致了贵族会议性质的转变。
    扩建海军是公元前483-前480年的事情。泰米斯托克利出任执政官，适逢劳立温银矿发现丰富的矿脉，遂提议用银矿收入制造战舰，扩建海军之举直接壮大了民主派的政治力量，从而加快了民主化进程。古典时代雅典的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支在地中海世界无与伦比的海军舰队，而舰队中的兵勇和水手，绝大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群众。泰米斯托克利新造战舰100艘[①j]，每艘须配桨手150人[②j]。雅典尚有旧舰100艘[③j]。合计共需桨手3万人[④j]。这3万人中的大多数来自第四等级[⑤j]。另外，战舰所配弓手，也都由第三、四等级担任。这些平凡的兵勇和桨手，不仅为雅典的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是公民中的功臣，而且对以后提洛同盟的维护、海上霸权的巩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担负着重大责任。这种已有的荣誉和未来的使命，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加强了他们的政治作用，直接导致了前480年改革的发生。
    前480年改革直接针对选官制度中的财产原则。自梭伦立法以迄公元前5世纪80年代，中间虽经庇西特立图、克利斯提尼等几次重大改革，这一原则并未发生变化。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海战凯旋之后，正当公民群情振奋之时，雅典废除了一切关于行政官职任选的财产限制，规定每个公民在法律上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⑥j]。
    公元前480年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废除了梭伦确立的财产原则，把权利之门向社会中下层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进一步敞开，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化进程。细察梭伦立法，财产原则、等级制度和选官标准是三位一体的。确立财产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划分等级，而划分等级的意图又主要在于确立选官标准。换言之，没有财产原则，就不会有这样的等级制度，而没有这样的等级制度，也就无法确定相应的选官标准。由于财产原则构成了划分等级和选举官吏的基础，财产原则的废除也就意味着这种等级制度和选官标准的取消，而等级制度与相应的选官标准取消了，贵族政体也就丧失了它赖以支撑的支柱，社会中下层群众也就获得了充作任何官职的资格。
    民主化加深的过程同时是血缘关系瓦解、财产原则废除的过程。如上所述，财产原则在前480年改革中已被明令取消。血缘关系的瓦解则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造成其瓦解的主要因素有外侨移居雅典与参与雅典事务、贸易的发展、国家制度的完善等。基于上述因素，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血缘关系已被严重削弱，在政治生活中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了。
    民主化的加深直接削弱了贵族政治，血缘关系的瓦解与财产原则的取消则从根本上摧毁了贵族政治的基础，从而为民主派最终战胜贵族派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