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皇的统治大权进行限制的重要办法就是架空。
    明治宪法在理论上承认天皇拥有统治大权，但制定者对“统治”的含义进行了意味深长的考证和解释。他们论证，日本历史上，对“统治”一义所使用的语言是“知”，即“知国”。其所蕴涵的意念是中国人以及西方人思维中根本不存在的。“知”是“以心知物之意，表现了内心与外物之间的关系，内心临于外物，犹如镜之照出物体，乃知而明之之意，按照西洋人的理论解释，它表现的是一种主观的、无形而高尚的性灵心识的动作”〔15〕。因此明治宪法中天皇对日本的统治应该是“知”，天皇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及自身所处的地位不应该是中国皇帝那种客观地、物质的支配，而应该是无形而高尚的心灵的支配。被置于这种意境中的统治权，已经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无所谓大无所谓小，它已与精神的权威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伸缩自如的力量，虽然宪法承认它统治日本，但是用现代政治学的尺度去衡量和检验，则这种权力不能不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虚空感。
    对天皇统治大权进行限定的另一种办法乃是分割。
    明治宪法在理论上承认天皇的统治大权完整而不可分，但同时又规定这一权力必须依宪法的条规而行。宪法条规把这一权力的执行分成了几个部分，伊藤博文解释说：“统治大权大别有二，曰立法权，曰行政权，而司法权只是行政权的一个分支。三权各自依其机关之辅翼来施行，又皆渊源于元首，而元首的心思及作用若不依各个机关之辅翼，则无法用以表明国权。因为国家乃一公体而非私体，宪法赋予国家各个机关以适当的职守，使整个机体循环有序，君主要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使其大权。”〔16〕伊藤博文把统治权的总揽称为“主权之体”，而把依宪法条规而行称为“主权之用”，也就是说统治权是由“体”和“用”二者结合而成的。作为“体”，它不可分割，因为它是一种“知国之权”，是非天皇莫属的，为天皇所独有的。但是作为“用”，作为权力的实际运作与行使，作为具体的“治国之道”，则必须由几个不同的部门分别来代为实现。很显然，这种近乎文字游戏般的逻辑和解释，其意图在于对国家的实际统治权进行可操作性的分割。
    宪法体制下的帝国议会与内阁就是体现这一意图的两个最重要的权力部门，它们分别承担了天皇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实际行使任务。在分出了立法权与行政权之后，天皇的统治权按宪法条规顺序排列还剩有：文武官员任免权，陆海军统帅权，宣战、媾和及缔约权，宣布戒严权，授勋等荣典权，大赦权等。在这些权力中最重要的、对国家政治生活及国家权力系统的实际运作影响最大的是军队统帅权。
    对天皇统治大权进行限制的第三种办法是隔离。
    所谓隔离，是指行使统治权时，为其设置某些中间环节，从而使直接统治变为间接统治。行政权与立法权虽然名义上属天皇所有，并分别由内阁和议会来具体执行，但事实上天皇既不到内阁听政理政，也不与议会直接发生关系，因为在天皇与这些实际运作的权力部门之间还隔有一道道屏障，如元老、枢密院、重臣会议等，它们有的是宪法所设，如枢密院；有的则是超宪法存在，如元老和元老会议等。
    枢密院的设置使天皇远离了行政权，因为重大国务的决定不是由内阁直接上报天皇，而是上报枢密院。由实力人物把持的枢密院通过这种权力的“截留”，大大削弱了皇权的实际力量。而事实上，这种“截留”并不仅仅发生在行政领域，也存在于其他各个权力系统。
    元老作为倒幕维新的功臣，在明治初期把持着新政府的大权，明治中期以后虽不再直接担任要职，但仍然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在幕后操纵着政局。他们不但可以影响政府决策，而且对国家重大人事变动握有绝对发言权。
    按照制宪者的解释，设置这些屏障的作用在于，减缓天皇由于亲政而无可避免地产生的重大责任，从而确保天皇的神圣地位。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通过这一道道屏障之后，天皇与统治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综上所述，天皇之所以成为多元政治结构中极其重要的一元，是因为他的无限权威对政治全局的无可替代的影响力，以及他的有限权力，例如军权在实际运作的整个权力系统中所占有的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而这两部分之和，正是来源于对他在维新事业中加盟入股的资本价值的总体评估与相应报偿。天皇确实作为一独特的政治力量促成了维新的最后成功，那么他就必然地在维新后的政权建设中占有其相应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