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北军阶简繁与北朝“军阶全等於品阶”
    位阶可以用“数字化”的方式来命名，如第×阶、第×级之类，也可以用官号来命名。中国1956年实行的三十级行政级别，属前一类；军衔制下的将官、校官、尉官、士官，属後一类。两种形式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但不同的形式可以用来辨析制度源流。唐朝的文武散阶都采用官号形式，从相关发展看，北朝的样式更近於唐制。
    本节首先讨论武散阶。唐朝的武散阶，来自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将军号。汉代的“将军”，总的说来仍是军职。魏晋以下，一百多号将军发展爲军阶了，这就是一种“官号化”的位阶。军阶的覆盖面不限於将领，文官也可以用军号来标示资位。南朝的地方官可以通过考课来晋升军号，地方长官任满还京时也可以晋升军号。陈苏镇先生认爲：“梁陈时期尚未出现‘本阶’的概念，但梁陈的散号将军已成爲整个职官体系中最基本的身份尺度，确是事实。”(11)北朝亦然。《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後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粗看上去，南北朝的将军号都用做本阶，从而都是唐代武散阶的来源；但若以唐制爲准来衡量，比之南朝，北朝军阶的演进程度更高。
    首先，南朝军号的覆盖效力依然有限，即不是所有官员都有军号(12)。进而，军号与官品的整合度不够。曹魏时军号虽然列入了九品官品，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自成序列的。晋宋军号分布於一至五品及八品之上，六七品无军号，那麽从官品看，军号在六七品之处存在着断层。军号的计阶原则，是同组军号爲一阶，即如四征将军爲一阶，四镇将军爲一阶，中军·镇军·抚军将军爲一阶之类。一品之中的军阶之数，可能是一阶，也可能是两阶，还有三四阶的。那麽晋宋齐的军阶构造，与品级还没有一体化。
    梁武帝天监年间改革班品，各种文职列入九品十八班和流外七班，一百二十五号军号另行处理，分爲十品、二十四班，再加上十四个流外军号八班，共三十二班。因爲军号十品与官品九品各爲序列，军号与官品脱节，二者的等级关系反而变迂曲了。普通年间到大通年间，梁武帝对军号“更加刊正”，二百四十个军号被分爲四十三班(13)，军号依然独立於九品之外。陈朝的军号被称爲“戎号拟官”，自一品至於九品，凡二百三十七号。军号虽然扩展到整个官品九品，然而各品上的分布仍不匀称。仅以第六品爲例，这一品里堆积着十威、十武、十猛、十壮、十骁、十雄、十忠、十明、十光、十飙将军，及平越中郎将、西戎·平戎·镇蛮三校尉等一百零四个军号，有十多阶。总之，终南朝之世，军阶都没有“全等於”品阶，二者没能充分一体化。
    那麽北朝呢？首先，北朝军号的覆盖面大大超过南朝。北魏所领不过百户的边外小县，其令长皆有军号；东魏北齐的尚书令史，皆加军号。流外之职也有带军号的。可以推定，北朝文职官吏之拥有军号者的比例，比南朝大得多。进而从军号与官品的整合程度看，西魏北周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动。在西魏九命的正从十八级上，每级列有上下两阶军号，共三十六阶。虽然其中仍有四阶，一阶由几个而不是仅仅一个军号组成；但其余的三十余阶，都是一阶只对应一个军号了，简洁化了。魏晋以来的百余个军号，在南朝趋繁，繁衍至二三百号；在北周却转而趋简，简化爲不到五十号，而且与官阶一体化了，均匀分布在官阶各级之上。受北周影响，北齐军阶随即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动，向“一阶一号”的形态靠近，均匀分布於官品之上，简化到了七十多号(14)。梁陈军号在趋繁，周齐军号却在趋简，两方的简繁变化是相反的。且由上述分析可知，周齐军号的趋简进程，也就是军阶与品阶的一体化进程。
    进入唐朝，上述进程以“一阶一号”的样式落幕告终。武散阶由开府仪同三司及将军、校尉(副尉)构成，二十九阶对应二十九个官号，最终实现了“军阶≌品阶”。隋唐军号的继续化简，及其与品阶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上承北朝。
    四、北周“双授”与唐朝文武散阶并立
    唐朝的文散阶和武散阶的来源，分别是魏晋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如上节所述，自魏晋始，军阶就已具备了“位阶＋官号”的形式，尽管还没有“全等於”品级。至於文散官，其发展就迟缓得多了。
    汉代散官主要是大夫与郎官。郎官有两个部分：三署郎与虎贲郎。三署郎最初是承担着“执戟宿卫”的侍卫，但後来文职的色彩浓厚起来了。虎贲郎属於武职散官。魏晋以下，东西省散官取代了汉代的三署郎和虎贲郎，文散官的结构，由“大夫＋郎官”变成了“大夫＋东西省散官”。诸大夫有光禄大夫及太中·中散·谏议大夫等。东省散官主要有散骑常侍·侍郎、给事中、奉朝请等，属文职；西省散官有左右二卫将军、骁骑·游击将军、左右中郎将、前後左右军将军、屯骑等五校尉及若干军职，这些官号本来属於武职，不过在南北朝也文职化了(15)。
    魏晋以来，文散官在位阶化与序列化上一直落後於军阶：其数量比军号少很多，在官品中分布零散，而且往往仍被看成是“官”而不是“阶”。较大的转变是在西魏发生的，在这裹，文散官变成了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
    西魏的文散官之所以序列化，得力於“双授”制度。北魏末年战乱频繁，朝廷爲了笼络军人而滥授名号，而且经常在授予军号的同时，再加授一个文散官(16)。这种武号文号的双加并授之法，在西魏就进一步发展爲“双授”制度：从九命以下的三十四阶，每阶上都配有一个(少数是几个)军号和一个文散官，同阶的军号与文散官成双授予、同时晋升，等於是一套组合衔号。
    军号的位阶化和序列化程度，本来比散官高得多。“双授”之法是以军号序列爲主干，再用各种散官去一一搭配军号。散官之名采自诸大夫及东西省散官，因其数量不够多，又编造添置了若干新官号，以充其数。由此，在官品上零落、重叠、不匀称的文散官，繁衍到了二十四个，获得了与军阶相同的位阶化和序列化程度，匀称分布於九命之中，由“官”而“阶”了。可见在西魏北周，除了军阶的简化与匀称化之外，文散官赢得了更大进步。这个进步，可以说是在军阶的“拉动”之下完成的。
    爲什麽“双授”之制发生在北朝，而不是南朝呢？这跟南北朝的不同政治结构相关。在南朝，文化士族拥有重大政治权势，他们的位阶偏好是“重文轻武”，对文号更感亲切，如果在文号之外还有一个武号，结衔时也习惯以文号居先、武号居後。至於单纯的军人，是很难染指文阶的，所能指望的通常只是军号而已。所以南朝兼有文号武号的现象，远不像北魏末年和西魏北周那样普及泛滥；进而由军阶来“拉动”文散官这种事情，就不大可能首发於南朝。西魏北周就不同了，左右政局的是军功新贵，他们的结衔照例以军号居前、文号居後。军功新贵的军政权势，足以冲破“重文轻武”的束缚，在占有军号的同时进而占有文号。所以“双授”之制出现於北朝，而且是由军号来“拉动”文散官的，乃是事出有因。
    北周的“双授”造就了两套对称的文武散阶，不过它们是成双授予的，以适应於军功贵族政治下文武不分途的状况。由隋入唐，文官政治恢复了常态，文武分途了，军号与散官不再“双授”，而是一分爲二，分别授给文官与武官了。唐朝文武散阶之制，由此定型。总的说来，汉唐间的散官变迁，全程呈现爲一道“长波”。请看下图：
    由图可见，唐朝文武散阶的直接来源，不是南朝，而是北周。通过北周“双授”这个演进环节，文散官的序列化和位阶化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