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北朝爵制变迁领先南朝
    封爵是中国古代历时最爲悠久的一种品位，它在历代的各种变化，都与其时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
    周朝贵族政治之下，身份以爵爲本，各种待遇辐辏於爵，这是一种“爵本位”的体制。秦汉时两种新兴等级，即二十等爵与“若干石”的禄秩，构成了王朝两大等级支柱，可称“爵-秩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爵、秩两相疏离，其主要表现就是爵级不构成官资，爵级与秩级之间缺乏严格对应关系。进入魏晋，爵制再度发生变迁。一方面，周式的五等爵死灰复燃了，爵号的传袭范围扩大了。就此而言，可以把魏晋南北朝爵制与周爵视爲一系，秦汉爵制则另成一系。同时在另一方面，爵级又被纳入了官品框架，与行政等级一元化了，“官本位”体制初步确立。所谓“爵本位”，是贵族性的、封闭性的、凝固性的；所谓“官本位”，则是行政化的、功绩制的、流动性的。魏晋南北朝的爵制发生了多种变迁，具有多重意义。
    下面从三个方面，即爵列结构、爵级与品阶的关系及食租税的方式，来看南北爵制的变迁速率之异，以显示北朝爵制更接近於唐爵。
    魏晋时五等爵复兴，导致了爵号体制的整体变动。魏晋以至宋齐的封爵，大致由王爵，五等爵，汉式的县侯、乡侯、亭侯及关内侯以下的若干虚封爵号--名号侯、关中侯、关外侯等--构成。名号侯、关中侯及关外侯，是建安时出现的新爵号，也算是汉爵，或者汉爵的衍生物。一望即知，魏晋南朝囿於汉爵传统，依然拖着一条汉爵的长长尾巴，保留着列侯以下的汉爵和建安年间出现的虚封爵号。而北魏之初，汉式的县侯、乡侯、亭侯被搁置了；孝文帝之後，面向民间的赐爵和建安虚封爵号也变得罕见了。王爵、五等爵，自初就是北魏爵制的主干，爵级舒展於官品的一品至五六品。下面把此期的爵列变迁列表显示，王爵与五等爵加阴影，以便观览分析：
    由表可见，魏晋的五等爵号拥挤在一二品産，陈朝的五等爵则舒展开来了，分布於二至五品。陈朝的做法，可能出自对北朝的效法。五等爵在官品中的舒展，主要是北朝的事情。杨光辉先生评论说：“就爵称爵序继承关系看，南朝爵制可谓魏晋之制的嫡亲，北朝爵制则只能属於偏庶。从发展方向看，北朝爵制却是隋唐之制的母体，南朝爵制只能算作远亲。再进一步探究，铸造隋唐爵制的直接模式，当主要是北周後期之制”，“说隋唐爵制渊源的主流是北周而非北齐或南朝之制，不爲过分”(28)。顾江龙评论说：“由此看，北魏封爵在官品中的舒展大大领先於南朝，这爲用封爵标示身份、界定班次提供了更多空间。”(29)
    再来看爵级与品级的关系。秦汉不能凭爵级起家，不能通过爵级获得行政级别。唐朝则不同，“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由嗣王到五等爵，可以获得从四品下至从七品下的出身品阶(30)。那麽魏晋南北朝情况如何呢？正如顾江龙的概括：两晋南朝“身有封爵者的起家制度极不完善”，“可见的相关制度无非是‘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出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等寥寥数条”。北朝则不相同。魏宣武帝颁布“五等诸侯选式”，同姓、异族、清修三种封爵拥有者，其叙阶自正六品下到从九品下，依次而降。“该制度无疑是唐代封爵起家法的滥觞”(31)。以爵叙阶的制度，北朝远比南朝整齐完备。
    杨光辉先生指出，曹魏以下出现了“封爵文官化”，即向文官广泛授爵的现象。王安泰、顾江龙对之又有申论。顾江龙还提出了“封爵位阶化”的论题(32)。“封爵位阶化”，指的是把爵级用作授予品阶和维系品阶的手段。而这一点，在北魏初年已现端倪。魏初道武帝实行过一种很特别的爵制，顾江龙、胡鸿、孙正军的陆续研讨，使之清晰起来了(33)。参考诸君之说，道武帝是有意利用封爵、官品、散官三事，来模拟周朝的诸侯、卿、大夫、士体制。一至四品爲王侯，五至九品爲散官，二者上下衔接。参看下表：
    五品散官号称“造士”，“品”是他们的个人位阶。文武官有缺，就从散官之中选拔，例如，刺史选自六品散官，郡守选自七品散官，令长选自八品散官。相应地，公、侯、子三爵也明有位阶意义，二、三、四品维系着他们的身份，并使之成爲更高官职的选拔对象。
    北魏天赐年间，存在有“诸部子孙失业者赐爵者二千余人”；孝文帝时，“自公侯以下，迄於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元)澄品爲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否之用”(35)。可见失业无官者，是靠爵级来维系身份的(身份低者，则用散官维系身份)。“自公侯以下，迄於选臣”的提法，暗示公侯的身份近於“选臣”，即尚无官职、但已拥有品位的候选者。又，北魏前期有“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之制，让有爵号者世袭军号，也强化了爵级的位阶功能。顾江龙还指出，此期担任地方刺史、镇将者，王朝还给他们“假爵”、假军号，也是用以维系个人品位的意思。元澄把公侯、选臣分爲三等叙用的做法，不妨看成宣武帝“五等诸侯选式”的先声。
    总之，秦汉不能由爵级而获得秩级，魏晋南朝的依爵起家之制颇爲简略，北朝则建立了依爵叙阶的严整制度，下启隋唐。
    最後再看封户食租制度。北魏封爵，自初就是虚封，并无茅土、食邑。孝文帝“改降五等”、调整五等爵，给予部分五等爵以实封户邑，由此形成了实封、虚封并行之制，即同一爵号分爲两类，一类爲实封的“开国爵”，爵号之前缀以“开国”二字，爵号之後缀以食邑户数；一类爲散爵，爵号无“开国”二字，无实封户邑。北齐封爵，仍是开国爵与散爵并用，散爵的官品稍低。开国爵并不一定真能获得食邑的租赋。北周官制复古，取消了散爵，封郡县五等爵者都加以“开国”之字，但形式上是实封的开国爵，实际却不给租赋，等於又变成了“虚封”，只有少数贵臣，才能获得“寄食”某县的实惠。唐朝封爵的食邑之数只是虚封，只有加“实封若干户”者才享有租税，这个做法，直承北周。(刘宋也有虚封的五等爵，但只是一时之事(36)。)杨光辉先生总结说：“北周虚封、真食之制，直接爲隋唐之制提供了模式。……这更进一步证明隋唐之制不仅在爵称爵序方面，而且在食租税方式上亦承袭了北周之制。”(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