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勋官源於北朝
    唐朝位阶体制的基本构成，是品、阶、勋、爵。由此反观魏晋南北朝，魏晋南朝的位阶无勋官，勋官是由北周的府兵官号发展而来的，是北朝独有之制。
    西魏北周实行府兵制，其军职编制，由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及别将、统军、军主、幢主等构成。这套军职，没多久就当作虚号而被滥授了：“此後功臣，位至柱国及大将军者衆矣，咸是散秩，无所统御。”(38)这样一来，府兵官号的拥有者既可能是有权有责的将校，也可能是有官号却不领兵的人，对後者来说，府兵官号等於是其散秩、阶衔了，这就成了勋官制度的青苹之末。
    对北周位阶体制中的勋官地位，陈苏镇先生最早予以定位：“在最初阶段，它不是独立於散官之外，而是高高凌驾於散官之上。柱国大将军和大将军都是正九命，开府和仪同都是九命，文、武散官也最高爲正八命。”(39)以陈先生之说爲本，我提出周武帝时的流内位阶共四十阶，即九命的上柱国到仪同大将军的勋官构成八阶，再加上八命以下的军号、散官三十二阶(40)。就是说，我们是把北周勋官看成与军号、散官类似的基本位阶的，三者是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的。顾江龙的考察又有较大推进。他指出，不光从柱国到仪同的最高八阶，而且八阶之下即从大都督到幢主这一段落的府兵官号，也有品位功能。整个府兵官号构成一套身份序列，发挥着“本品”作用，用以起家、荫任，享有经济和礼制待遇。顾江龙还认爲，这套阶衔并不完全与文武散官分立，二者有重合也有交叉；并且提示：北周的官僚待遇一般不区分职、散、爵、勋，大致以品命爲准(41)。在此之後，卢向前、雄伟也表达了勋官“与将军号共同构成本阶”的看法(42)。
    隋朝的勋官制发生过较大的波动，此不赘述。总之经过一段曲折，唐朝的勋官最终与文武散阶分离，变成了一套用於褒功的独立位阶了。如果不拘泥名号，而从“功能对等”的角度观察的话，那麽唐朝勋官的功能，与秦汉军功爵、与北朝军号，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其目的都是褒奖军功，也都展示了超出品官、广及民间的巨大覆盖面。秦汉军功爵、北朝军号拥有者的队伍，曾经非常庞大。而唐玄宗时的勋官拥有者，可能达到了一百五十万人，占课税壮丁的35％(43)。这说明在高贵的五等封爵之外，唐帝国确实还需要勋官这样的一套普及型位阶。如果说前者是“阳春白雪”，後者就是“下里巴人”。
    府兵官号之所以很快演变爲一套阶衔，首先因爲中古是一个“品位化”的时代，各种官职很容易变成品位。但又不仅仅如此。魏末周齐间，一大批军功新贵崛起，新阶衔的启用有助於权势利益的再分配，尤其是基於军功的再分配。谷川道雄先生有“府兵制国家”的提法，认爲北周府兵制不仅仅是一种军事编制，而且还有国家体制的意义(44)。那麽由府兵官号演化出一套新阶衔，就不奇怪了。
    至於南朝，正如钱穆先生所论：“刘宋以後，社会依然在士、庶阶级的对立下面，军人依然找不到他们应有的地位。”(45)南朝军人难以成爲新兴政治力量，也不足以由之孕育出一套与勋官类似的新阶衔。当然南朝皇权有所复兴，社会流动多少活跃起来了，对民衆的位阶问题，王朝是有所考虑的。民爵的赐予在南朝忽而频繁起来了，而且多达五十四次，平均约三年一次(46)。不过，南朝拘泥於秦汉传统，使用的仍是二十等爵这种陈年旧制。无论如何，勋官是北朝特有的制度遗産，它被唐朝继承，一直使用到明朝。清朝把部分勋官名号纳入了民世爵的序列之中，与封爵合一了。
    八、北朝官品体制的充分一元化
    秦汉“爵-秩体制”之下，爵级与秩级在相当程度上是疏离的，其表现就是二者间的等级对应不严整，凭爵级不能获得秩级。
    “爵、秩疏离”有其历史的原因。由“若干石”的俸禄额度所构成的秩级，很大程度上来自周朝的胥吏稍食。在结构上，稍食等级处於公卿大夫士的爵级之下，爵级与稍食上下相接。到了秦汉，由稍食而来的秩级不断向上伸展，与爵级双峰并峙了什麽爵级与秩级一度疏离呢？现在就可以从上述“上下结构”到“并列结构”的转折，来寻求答案了。在“爵本位时代”，有爵者是一个高贵的阶层，无爵而领取稍食的胥吏是一个卑贱的阶层。而秩级源於稍食，是“吏”的身份标志。囿於周代传统政治观念，如果凭藉爵级而授予秩级，等於是拿贵族当胥吏了。这样，秦汉的品位结构，就呈现出了一种“二元性”，以“爵、秩疏离”爲特点。然而，随“官本位”体制日益发展，这种“二元性”必将逐渐淡化。
    唐代的情况就判然不同了。此时的九品官品构成了一个大框架，职、散、勋、爵罗列其中，呈现爲一个“一元化”的复式品位结构，各种位阶紧密耦合，等级关系井然有序。从秦汉的“爵-秩”二元体制，到唐朝的上述一元化体制，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复杂演化；在演化的进程之中，北朝同样领先南朝。
    九品官品出现於魏晋之交，它初次把官职、爵级、军号纳入了同一框架之中。但因刚刚脱胎於秦汉等级秩序，其一元化的程度又是有限的。首先，秦汉禄秩在魏晋南朝一直未废，与官品并用，然而品级与秩级间的关系，一直参差不定。例如，汉代郡守是地方行政长官，而刺史只是中央监察官，所以郡守秩二千石，刺史秩仅六百石。魏晋以下，刺史变成了郡守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二者的等级关系便颠倒过来了，郡守五品，单车刺史五品，领兵刺史四品。然而直到陈朝，禄秩未废，在陈官品中，郡守爲五品、二千石；刺史有三、四、五品，共三等，其秩级却注爲“不言秩”。对於刺史一官，秩级无法使用了，可是王朝既不放弃秩级，也不去爲刺史制定一个适当的新秩级，听任郡守有秩、刺史无秩这样的怪现象存在。可见汉制的束缚相当强大。
    再以《陈官品》第五品爲例，其中列有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等官职，而且它们还不依秩级高下排列，低秩之官可能居前，高秩之官可能居後。衆所周知，此期官品中的先後排序，具有选序、资序的意义。张小稳君指出，如果具体到某一部门，则秩级高低还是一目了然的，基本不与官品冲突，这说明秩级的高低与职务简繁、职责轻重相关。所以晋宋齐的印绶等级依秩级，而不是依品级，因爲印绶是权责的象徵(47)。那麽直至陈朝，选序、资序与秩级，进而是与实际权责的关系，仍然是错杂淆乱的。薪俸有取决於品级的，有取决於秩级的，也有取决於职位或职类的，如张小稳所言，“我们很难找出一个皆准的规律来”，“魏晋南朝时期品位与职位严重错位”。至於其他等级礼遇，也差不了多少，有时依品级、有时依秩级，甚至有时依职类、依“清浊”而定，并无一定之规。
    梁武帝的班品改革，没能使品秩位阶的参差关系改善多少，反而有治丝益棼之嫌。其改革所创，除了十八班、流外七班之外，还有郡职十班、县职七班、将军号十品二十四班及不登二品者八班、施於外国之军号十品二十四班等一大堆班品，它们与官品的关系，让人眼花缭乱。再看封爵。梁朝的“五等诸公，位视三公，班次之。开国诸侯，位视孤卿、重号将军、光禄大夫，班次之。开国诸伯，位视九卿，班次之。开国诸子，位视二千石，班次之。开国诸男，位视比二千石，班次之”(48)。这里对公、侯、伯三爵，采用“位视某官”确定其地位。“班次之”之“班”，应该是用三公、孤卿、九卿等礼学概念来确定的朝班，而不是十八班(49)。至於子、男二号，又转而使用“视若干石”的办法了。这种用公、孤、卿、二千石、比二千石安排地位的做法，与后妃爵号的比视之制十分类似(50)。那麽梁朝的爵级，也没有与品级充分一体化。
    陈朝的“戎号拟官”即二百三十七个军号，与官品没有完全整合，这一点已见本文第三节。陈朝的封爵虽然均匀分布在官品之上了，与梁朝已有不同了，但又是这样规定的：“其封爵亦爲九等之差。郡王第一品，秩万石。嗣王、蕃王、开国郡县公，第二品。开国郡、县侯，第三品。开国县伯，第四品。并视中二千石。开国子，第五品。开国男，第六品。并视二千石。汤沐食侯，第七品。乡、亭侯，第八品。并视千石。关中、关外侯，第九品，视六百石。”(51)其爵级与品级、秩级、官职的等级关系，显有错杂之处。例如“关中、关外侯，第九品，视六百石”，而陈官品的第九品中，列有六百石、四百石、二百石三个秩级，爵号只“视”其中的最高一个。
    总之，南朝的官职、品级、秩级、爵级、军阶、朝班、十八班的等级对应关系，最终仍停留在“犬牙交错”的状态之上。虽然南朝君臣对之已“习惯成自然”了，没感到多大不便，但从制度规划原理看，明快与整齐，仍然是建构科屑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那麽我们把视綫转向北方，北朝品位结构的明快整齐，赫然在目。北魏基本停用了汉式禄秩，割掉了这个汉制的“阑尾”。北齐、北周以九品或九命爲基本框架，官职、军号、散官、爵号(及勋官)罗列其中，森然不紊。俸禄及各种特权、礼遇，全由品命而定。就此而言，在位阶体制的一元化程度上，以及明快整齐的程度上，北朝依然领先南朝，并下啓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