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後魏律考序”、“北齐律考序”，第339、393页以下。
    ②《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页。
    ③“爵-秩体制”概念，详见拙作《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章。
    ④《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749页。
    ⑤章太炎《检论》卷七《官统上》，《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册，第546-547页。後引同。
    ⑥可参看汪兆镛《稿本晋会要》卷二八《职官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39页。
    ⑦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上册，第10页。
    ⑧西晋李重曾指出，当时的官僚迁转变复杂了，“皆数等而後至。衆职率亦如此”，“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他主张“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晋书》卷四六《李重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0页。又见《太平御览》卷二○三、《通典》卷一六等)。这就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第一，魏晋出现了“阶级繁多”的新现象；第二，按“选例九等”办事，让同班者不得迁转，就可以抑制等级繁多，转徙如流的现象。另查，刘颂也有一个类似建议：“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在刘颂转吏部尚书之後，他着手“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见《晋书》卷四六《刘颂传》，第1306、1308页)。其事未果。李重想让“同班者不得复稍迁”，这是以“班”的存在爲前提的，则其所说的“选例九等”，应即“九班”之类。刘颂所谓“建九班之制”，大概是根据“选例九等”，而进一步设定了若干抑制“傍转”的迁转规则。
    ⑨分见《魏书》卷五七《崔挺传附弟崔振传》，卷一一《前废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2、274页。
    ⑩Dennis Grafflin,"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ern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1:1,1981.
    (11)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12)据陈奕玲统计估算：“南朝时也许30％左右的中央文官都拥有军号。”(《魏晋南朝军号散阶化的若干问题》，《燕京学报》新1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3)《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记爲四十四班，中华书局本校勘记谓爲三十三班(中华书局，1973年，第749页)，均误。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一文已指出此点。
    (14)拙作《周齐军号散阶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5)拙作《仕途视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国学术》第1期，商务印书馆，2000年；孙正军《汉唐储官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2010年博士论文，第五、六、七章。
    (16)洼添庆文《北魏におけゐ光禄大夫》，收入池田温编《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东京：东方书店，1992年。
    (17)分见《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明帝建武元年(494)，中华书局，1956年，第4369页；《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七年，卷五九《刘昶传》，第178、1311页。
    (18)若干片段史料表明，梁官品也有九品正从上下之制，而遣正从上下之制，本是孝文帝的首发原创。北魏与萧梁官品中的“正、从、上、下”四字的用法全同，都是先用正、从二字区分十八等，再用上、下二字区分三十阶，而且其流外都是七等，从概率上说，很难想象这纯属偶然巧合。孝文帝自诩其“班镜九流”的官品改革足以“仿像唐虞”，大臣们也歌颂说“岂唯仿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魏书》卷五九《刘昶传》、卷二四《崔僧渊传》，第1311、631-632页)。北魏君臣高调宣扬“班镜九流”的独创性，也暗示这场官品改革发轫於北朝。
    (19)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20)胡宝国《九品中正制杂考》，《文史》第36辑，中华书局，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