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妓女、文官体系与国家
    国家身体(52)在根本上对于妓女是警惕的。其中皇帝代表国家时，因为雅乐“所以飨宗庙、格神衹、法阴阳、来福祉者，盖雅正之音与天地同和也”(53)，此中的妓女是国家仪式中的符号表现，其性别特征与身份都不同于世俗妓女。在这些场合中，代表国家的皇帝是抵制世俗妓乐的。仁宗自言“不好乐，至于内外宴设，不可阙者，勉强耳。居常多恬然默坐，至于声妓荡心之物，固不屑意”(54)。当皇帝代表臣子、代表民众的意愿时，妓女表现出的是一种天下祥和、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的场面，皇帝可以同臣、民同乐无妨，如节庆时，皇帝坐于楼上与民众共同观看妓乐表演。
    监官、州县学职事等官员也是需要抵制拒绝声色诱惑的，不能参加妓乐筵会。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延边地区的官僚不预妓乐，正是为了使国家身体安全，才要克制妓乐的诱惑。在这个体系中妓女的形象是危险的。一旦这些官员有所越轨，“每赴宴集，亵狎娼妓”，其行为便是“有玷国体”。(55)
    国家身体对于这种危险以两种方式传递给他者。一方面，以同乐为名义，在文官体系边上，保留庞大的妓乐体系。文官体系之身体在保证国家身体运作后，妓乐作为一种特权，一种礼遇，使文人之情怀仍是有所寄托，而且官员并不需要像百姓一样为此支付财物。但是官员与官妓的肉体关系被排除在外，国家需要防止妓女对文官体系的侵害。妓女可能与官员发生关系，尽管对文官体系存在潜在的危险与危害，但仍在国家的控制之中，妓女与官员的暧昧关系成为国家身体可以接受的风险之一。另一方面，通过售酒，国家身体将这种已经被文官体系作为一种特权的妓女，转化为了一种经济利益，变成一种可操作的盈利方式。国家在明知“今之乐则不然，荡情性，惑视听，开嗜欲之源，萌祸乱之本，无益于至治也”(56)的时候，将欲望转变为利润。
    在这个层次中，国家身体正大通透，官员身体是有污点的，百姓纠缠于欲望，妓女的身体就像工具被其他身体消费利用。官员与百姓都成为妓女、甚至是官妓的消费者，而妓女身体远离了礼制，再到售酒等各种商业经营中展示，身体的欲望成了最重要的消费内容之一，妓女的身体转换着表现价值，从国家、官员的特权到大众的普遍消费。这个过程中，不变的是男性以绝对优势掌控着对妓女的权力。
    随着文官系统的壮大，妓女身体的消费遍及各地，妓女与官员的关系越来越难控制，当这种特权逐渐侵害到官员乃至整个官僚体系本身的形象、利益与地位时，这个集团内部就会产生不同的声音，反省滥用国家给予官僚享受妓乐特权所带来的后果：对于自身形象、权力影响力的贬抑。南宋官箴中，越来越警惕妓乐造成的越轨行为。南宋晚期颇具声名的学者杨简在任职时，认为当务之急就是“罢妓籍，俾之从良”。
    何谓罢妓籍，俾之从良。坏乱人心莫此为甚。盛妆丽色，群目所瞩，少年血气未定之时，风俗久坏，其能寂然不动者有几？至于名卿才士，亦沉浸其中不知愧耻。每每发诸歌咏，举世一律不以为怪，人心蠹坏，邪僻悖乱，何所不至？前代乱亡之祸皆基于人心之不善，周家德行道艺之俗成而绵祚八百，后世君臣胡得无惧，而官僚士夫中怀大欲袭循流俗重于罢去，致国家受末流之祸，呜呼痛哉！(57)
    此处的罢妓籍绝不是为了使妓女转变生活方式，而是再一次重申了妓女身体的危险性，要求名卿才士、官僚士夫远离盛装丽色的欲望，并将这种群体的诫惧联系到国家安危，对官僚群体地位进行巩固与提升，而妓女的身体成为败坏风俗、人心蠹坏的表现。妓女的身体又一次遭遇贬抑。
    ①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1《教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页。
    ②岳珂：《愧郯录》卷13《京师木工》，知不足斋丛书本。
    ③庞德新：《从话本及拟话本所见之宋代两京市民生活》第五章，龙门书店1974年版，第163页。
    ④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出版说明”，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页。
    ⑤罗氏之书现流传版本中因含有元代个别人名，被疑是宋人书之元刻本。本文所引《醉翁谈录》史料，根据地方行政制度判别，应是宋代之事。
    ⑥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孙棨撰，曹中孚校点：《北里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吴自牧：《梦粱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⑦[明]冯梦龙辑：《古今小说》卷29，明天许斋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