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增殖仪式的宗教意义很复杂，要从根本上弄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图腾增殖仪式的经济功能却很明显，即促使图腾动植物和图腾族人的双重增殖。这种增殖具有鲜明的利他性，在一般情况下，增殖并非是为了增加本氏族的食物来源，而恰恰是为了增加相邻氏族的食物来源。这与图腾信仰的一个普遍习俗--禁杀和禁食本部族图腾有关。土著深信祖先已化作某种动物或植物，进而规定了严格的食物禁律。在阿兰达神话中，“图腾祖先只靠自己特殊的食物为生。而今天情况正好相反：每一图腾集团都靠其他集团的图腾为生，而禁食自己的图腾。”〔22〕在这种情况下，相邻部族的图腾增殖仪式实际上是为对方增加食物来源。否则，禁食袋鼠的袋鼠族举行袋鼠增殖仪式就毫无意义。实际上，在族内禁食图腾的各社群间，图腾增殖仪式确实是互惠性的。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每一图腾团体都有义务为其他团体提供自己专门负责其“生产”（意即通过图腾仪式增殖）的动植物。“于是鸸鹋族的成员在单独出猎时就不能碰一头鸸鹊”，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是结伴出猎，就允许接触鸸鹋并应该射杀它，然后把它交给其他氏族的狩猎者。”〔23〕
    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图腾崇拜具有巫术--经济功能，作用于图腾的一整套仪式也是作用于土著社会的，图腾的增殖也意指族人的增殖，在这里，土著就在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同态关系。“图腾代表着氏族，对土著居民来说，它实际就是社会本身。”在图腾仪式中出现的食物禁律，则隐含着道德规戒的作用，它构成了规定或禁止一些行为方式的某种道德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社会组织和行政性的领导权发育不成熟的澳大利亚土著社会，共同的秩序一般通过多层次的监控机制来加以维系。有形的社会组织的欠缺，使隐性的社会控制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婚姻形式、入族仪式、层级结构、亲属制度、图腾崇拜与食物禁忌都成为社会的管理手段，共同维系着公共的社会秩序。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宗教需要整个的地方以使分子共同崇拜圣物与神祗，同时社会也需要宗教以维持精神上的律法与治安。”〔24〕这些隐性的控制因素并非单一性地发生作用，而是通过“互渗”与“叠加”律作用于社会。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如果……一个种族把族外婚制与图腾制相结合，这是因为这个种族想加强已由图腾制建立起来的社会结合力，在图腾制上叠加另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于关系到血缘的和社会的亲属关系而与第一个系统结合起来……”〔25〕入族仪式和生育年龄有内在的关联，其效果也体现了叠加原则，它与婚配权的取得是相一致的，实际上，不只是婚姻形态控制着性行为的规范，入族仪式由于控制着婚配权（通过规定结婚年龄）也参与了对社群内部性关系与性行为的管理。一般而言，叠加的层次越多，其管理功效也越强，对反社会行为的控制也更加严格。
    注释：
    〔1〕〔2〕〔7〕〔8〕〔9〕路易斯·享利·摩尔根，杨东莼、 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9页、50页、51页、53页。
    〔3〕〔5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WilliamBenton,Publisher，1943～1973年，第427页、425页。
    〔4〕罗伯特·F·莫菲著，吴玫译《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17页。
    〔6〕威廉·A·哈维兰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9页。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9页。
    〔11〕〔13〕〔14〕石川荣吉主编周星等译《现代文化人类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100页、120页、100页。
    〔12〕〔15〕〔22〕〔23〕〔25〕列维-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9页、107页、117 页、129～130页、124页。
    〔16〕〔21〕张岩《图腾信仰与原始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51页、147页。
    〔17〕〔18〕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18页、79页。
    〔19〕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676页。
    〔20〕岑家梧《图腾艺术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24〕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