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财政税收制度的形成
    1542年12月由于同德国发生战争，急需增加军费，法兰西斯一世颁布敕令，在全国设立16个“中央直辖财政区”（recettes-generalles）一个地方行政区划就是一个纳税单位，按所交纳税额的多少为序，它们依次是：鲁昂，普瓦泰、都尔、里摩、巴黎、康尼、奥尔良、里沃姆、波尔多、里昂、摩兰、布尔热、亚眠、夏龙、斯瓦松和格勒诺勃。
    在它们之下又划分了85个“election”单位，再分成最小的纳税单位--“parish”。
    在中央直辖财政区之外，法国还有五个称为“state districs”的自治省，它们是南特、土鲁斯、第戎、艾克斯、蒙彼利埃。这五个省的税收工作由各自法院负责，在这里，王权受到限制，地方三级会议的力量较强，中央和地方势力的斗争愈演愈烈。
    为了加强国库管理制度，法兰西斯一世在1523年3月18日创立中央贮金库，[①④]全权负责征税工作和安排支付国王的所有开支，其司库员直接向国王负责。目的是简化以往由地方向中央上缴税款的繁琐、缓慢程序、弥补各级税吏侵吞税款的漏洞。
    第四、官职的出售与官僚队伍的膨胀
    1516法兰西斯一世接受国务秘书杜勃拉特的谏议，以出售地方官职的办法解决王室财政拮据。[①⑤]法国的官吏队伍开始膨胀起来。1515年法国官吏总数为2558人，其中司法官吏1455人，财政官418人，军事官吏603人，管理王室直接领地的官吏79人。到1523年国王宫廷的基本核心由540名官员组成，1535年人数增加到622人。[①⑥]
    三、享利四世时代的财税改革和监察官出现
    1594年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国王亨利四世继承王位，法国君主专制政体进入发展阶段。
    亨利四世和苏利大臣为了抑制地方势力，增加国库收入，巩固专制政府的经济基础，从整顿全国财税机构和制度入手，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在财政税收上实行节约开支和降低部分税款（主要是直接税）的政策，目的是给国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为了培植和扩大税源，严禁税吏强迫农民以耕畜和农具偿税，人丁税由每年1，600万里弗尔，减到1，400万里弗尔，改府还蠲免了以前各年积欠的税款总数2，000万里弗尔。[①⑦]
    第二，1604年政府设立了一项为“paulette”官职税，这是巴黎高等法院的顾问波莱（charles paulet）提出一方案，故而得此名。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每年须向国家交付相当于官职价1/60的税率，方可继续连任原职，即使拥有世袭权的那些家族也不例外。这次官职税以法令形式颁布，实质上是对“官职买卖”赋予法律承认和法律保护。[①⑧]1605-1609年法国官职税收入已占国家总税收的1/3，这正体现了法律保护的作用。
    第三，把基恩区（Guqenne）开辟为新的中央直辖财政区，在基恩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体化统治机制，重新扶植一批效忠王室的唯专制君主之命是从的中央税吏。当时方案一提出来中央就产生两派对峙意见，斗争非常激烈，最后，以苏利为首的强权派获胜。1603年国家正式颁布法令设立新税区--基恩区，1605年新的税收体制和政策开始在基恩区推行，1609年基恩区下辖的八个新税区开始征集税款，[②⑩]同时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elus”，被称为“奉派执行国家陛下命令的特派员”，下到新税区，他们肩负着军事、财政和清查城市财税工作的使命，实际上他们就是王命钦差。
    “elus”是一个特别官吏，由王室直接任命，不得买卖，他们直属御前会议管辖，命令一下达即赴各地行使王命，它的出现势必使地方拜宜官和边疆各省总督的职权受到制约，促进了法国专制统治的集权化。
    四、路易十三时代首相高度集权制的建立
    17世纪初，法国国内的政治派系斗争非常激烈，1610年亨利四世被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杀身亡，这是一大佐证。当时国内出现三个主要政治派系：新教派、天主教派和政治派。新教派以喀尔文教徒为主，其中包括许多贵族，在拉罗舍尔、蒙托班尼姆等城市拥有庞大势力。天主教派与新教派势不两立，坚持宗教必须统一归宗正教，政治上趋于反动，其代表人物有波亚图的拉特雷穆瓦耶家族、兰多克的蒙克朗西家族、勃艮第的吉斯家族。政治派倡导自然法权超乎于神权之上，极力把政治与宗教划分开来，其代表人物有苏利、拉法玛和黎世留。他们推崇宗教宽容，主张君主专制；在外交上主张采取积极行动，特别排斥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他们认识到国内稳定是法国的国本，而稳定的必要条件是提高国家和王权地位，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强有力的军队。这一派在法国君主专制政体最后确立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