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君主拥有“绝对权力”，王权高于法律、高于议会
    16世纪以来的法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为专制王权作舆论导向，在法国国民的政治文化观念中，树立起“专制君主绝对权威”。1519年《法国的君主制》（La Monarchie de France）在法国问世，作者克劳德·德·塞西尔写作此书是为了献给新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呈述“为什么法国是最有秩序的君主制国家，这样的君主制如何巩固和发展。”[②⑨]他认为关键是王权与宗教、法律的关系，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作口号“一个上帝、一种信仰、一位国王，并且他是法律的源泉。”[③⑩]
    法兰西斯一世亲自任命的皇家图书馆馆长比代（Guillaume Budè）在《君主制》（I’institution dù prince）一书中提出了比塞西尔更直截了当的政治观点：即国王高于法律，拥有超越习惯法和法院之间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③①]
    1576年法国著名的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让·博丹发表《国家论六卷》，宣称“主权是超乎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③②]君主不受法律限制，拥有超越法律的职能，君主有权为所欲为、不需要三级会议。
    1632年不列坦尼的主教布雷（Le Bret）在题为《君主的主权》（Da La Souverainté du roy）的书中说君主的主权“象几何学上的原点一样不可分割。”这实际上是一份无限君主制的解说书。[③③]
    1678年路易十四的理论喉舌鲍舒埃主教发表《从圣经的话导出的政治论》“用圣经的话为范例和论据，论证一人独裁统治是顺应历史的发展，是合理的。”[③④]他是路易十四幼年时的宫廷教师，在教导这位太子时惊呼“啊！国王们，你们就是上帝。”难怪后来的路易十四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坐在上帝的位置上仿佛分享了他的知识和权威。”
    “太阳王”自羽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给他的孙子训词中说“不要让别人来治国，你要自己做主，永远不要有亲信，也不要首相，可以倾听、咨询御前会议的意见，但要自己做决定。”[③⑤]在当时的西欧君主们中，唯有他才敢骄傲地说这样的话。
    事实上，法国的三级会议从1481年以后长期没有召开，后来有过几次会议却只成了侮辱、谩骂的场所，没有通过任何决议，175年后三级会议才恢复召开，那时专制统治已行将灭亡。
    第二，官僚等级机构庞大，臃肿和腐败
    在法国，“当一种旧的制度显出不足以应付新时代的需要时，政府并不进行改革，而仍旧把它保留，另外创设一种新制度和一些办事人员。”[③⑥]这势必导致专制政体机构重叠、混乱、专制政体的行政、司法，财税三大系统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和职权范围，往往是一种官职兼任多种权力。
    买卖官制表现法国专制政体任官制度的腐败性，这项制度将各级各类官职与权限公开标价出售，“评税员、清洁队员、法院的出生、婚姻、死亡登记员以及城市的市长、其他市政官，总之，一切所能设想得出的官职都被标价出售。”[③⑦]当时巴黎高等法院的“审判员职位”（Judgeships）是法国市民阶级可能买到的最高职位，1605年它值18，000里弗尔，1660年升到140，000里弗尔。[③⑧]
    到1789年大革命为止，买卖官职一直畅行不衰，是法国16、17世纪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一大特征，也是法国封建官僚队伍臃肿、腐败的根源。
    第三，国王宫廷具有双重作用
    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伯曾说：“如陛下所知，除赫赫武功之外，唯建筑最是表现君主之伟大与气概。”[③⑨]凡尔赛宫廷不仅以它宏大的规模、豪华的设施、精美的造型艺术体现法国君主的荣耀，更重要的是具有双重功能。
    D·费劳尔在《圣·西蒙的回忆录节选》一书的导言中说得好：“在国王的宫廷里保持贵族制度，国王既要统治又要监视他们。”[④⑩]专制君主在凡尔赛宫廷里建立一套宫廷制度，实现绝对王权对特权贵族的庇护、恩俸与挟持、监督，这是凡尔赛宫廷首要功能。
    在路易十四身边待奉国王日常生活的宫廷贵族的职位就达198个：有的在国王打弹子时给国王送球杆；有的给国王准备外衣和手杖；有的负责给刚沐浴后的国王梳装打扮；有的在国王旅行时负责照料驮寝具的骡子；有的给国王照料家犬等等。任何一项宫廷职位都被视为荣誉，“能够进入凡尔赛宫廷这已是极大荣誉，若能走近国王日常的饮食起居范围内，显然就算是国王的宠臣了。”[④①]当时，“拉罗什富科公爵以任御衣官为快，布永公爵任内侍长，孔代亲王竟同意当支配管家的大总管。”[④②]“在国王用餐时，选圣·西蒙公爵举皇家蜡烛，也令他惊喜得目瞪口呆。”[④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