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反，日台关系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65年4月，佐藤内阁决定向台湾提供为期5年的1亿5000万美元的政府贷款。这是日本首次向台湾提供政府贷款，这个贷款对日台关系、日美关系来说意义都非同小可。因为1964年4月美国政府已表示“鉴于中华民国政府（指台湾当局）已建立健全的经济增长，决定到1965年6月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注：（日）国民政治年鉴编委会编：《国民政治年鉴》（65），社会党机关纸局发行，1965年6月15日，第68-69页。）。而台湾当时正在实施以7%的经济增长率为目标的第四次《经济开发四年计划》，每年需要大约6000万美元的外资。一向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支撑台湾经济发展的台湾当局，很难承受美国“断奶”的打击。恰在此时，日本的大批政府贷款到位，这无疑给台湾经济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对台湾当局完成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台湾经济和政治都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因此，这项贷款也具有日美在稳定台湾经济问题上互相“换肩”的性质。
    佐藤内阁时期，在发展日台经济关系的同时，政治关系也得到了加强。1967年9月，佐藤继岸信介之后，第二次以现任首相的身份正式访台。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日台要人多次互访，双方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加强。1971年8月，日本政府又一次向台湾提供了80亿8200万日元的政府贷款（注：（日）山本刚士：《日本外交史》（Ⅵ）《南北问题和日本》，三省堂1984年11月，第67、71页。）。随着日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日本民间资本也象潮水一样涌向台湾。1955年到1965年日本对台年均投资仅610万美元，1966年--1968年三年间，日本对台年均投资猛增至9300万美元。1965年，台湾当局接受的政府贷款中美国占了54.4%，日本则是零；但到1968年，美国对台投资下降到15.4%，日本则上升到25.6%（注：（日）山本刚士：《日本外交史》（Ⅵ）《南北问题和日本》，三省堂1984年11月，第70-71页。），已远远超出美国。日本资本大量涌入台湾，对台湾经济发展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日本向台湾输出资本和商品创造了条件。但是日台关系的发展，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把日本死死拴在美国的“战车”上，进一步束缚了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致使70年代初，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佐藤内阁仍碍于日美、日台关系，未能及时调整中日关系。中国问题上的失策，成了佐藤内阁倒台的直接原因。
    这个时期，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在远东的战略，为其战略分担责任的又一个举措是积极参与1966年6月开始的亚洲太平洋协议会（ASPAC）。该会由韩国发起，参加该会的有韩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正式会员清一色都是与美国签有防务和安全保障协定的国家（或地区），而且半数以上又是越南战争的参战国。该会以讨论如何在“反共旗帜”下协调各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协作关系，使各国能够“超越政治立场有机会回到同一张桌子上，主要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对话”（注：（日）山本刚士：《日本外交史》（Ⅵ）《南北问题和日本》，三省堂1984年11月，第97页。）为宗旨。该会议虽然因参加国（或地区）意见分歧严重未能签署实质性的协议，但通过该会“各国坚定了支持美国越南战争的决心，更明确了对待中国的态度”（注：（日）山本刚士：《日本外交史》（Ⅵ）《南北问题和日本》，三省堂1984年11月，第97页。），显然，该会是一个反共、反华，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提供合作，携起手来“封锁”中国，支持美国侵越战争的组织。在这样一个组织中日本起了“统帅作用”。亚洲太平洋地区协议会（ASPAC）到1972年共召开了7次会议，但此后，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和美国远东战略的大调整自动解散。
    三、日美联合开发东南亚体制的形成
    1965年4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在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提出“东南亚计划（A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呼吁美、英、法、西德、荷等国同东南亚各国一起“开发东南亚”。对此，西方各国反应冷淡。因此，美国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希望日本在支持和鼓励亚洲开发方面起建设性作用”（注：（日）山本刚士：《日本外交史》（Ⅵ）《南北问题和日本》，三省堂1984年11月，第36页。）。
    而当时的日本也逐渐具备了承担这一义务的条件。诸如日本对外贸易又恢复“黑字”，经济重新出现了繁荣，同时也出现了过剩资本。日本垄断资本急欲为过剩资本和商品寻找海外市场。他们强烈希望确保东南亚传统商品、资本输出市场和原料基地。因此，佐藤内阁对美国的呼吁采取了积极响应的态度。佐藤上台后不久，在一次外交研讨会上发言说：“东南亚局势集中反应了国际紧张局势，东南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不要以单纯确保出口市场的角度，而是要以保卫自由和和平的观点为基调研究（东南亚）经济合作问题”（注：（日）山本刚士：《日本外交史》（Ⅵ）《南北问题和日本》，三省堂1984年11月，第75页。）。1967年11月，佐藤、约翰逊会谈中，佐藤也表示：“为了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日本准备积极作出与其国力相应的贡献”。并“准备对东南亚地区继续努力提供更加有效的双边及多边的援助”（注：（日）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主要文书年表》（2）（1961-1970年）原书房1984年版，第734页。）。
    为了推进美国所希望的东南亚开发，建造确保亚洲“自由阵营”安全的反共经济“软屏障”，也为展示日本所标榜的“自主外交”，1965年1月访美以后，佐藤积极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对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外交。1965年7月，日本提议召开“东南亚开发部长级会议”，“正确研究约翰逊的设想”（注：（日）丸山静雄：《东南亚与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3页。）。企图在美国支持下主导“东南亚开发”，推进日本的东南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