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费德尔提出的第11条“砸碎高利贷奴役（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尽管在1930年前后仍保持在纳粹党的政治语汇中，但在解释上不断做出修改，从“废除所有利息”，过渡到“降低利息”，最后是“合理公平的利息”。这表明费德尔的理论，已处于形成中的纳粹经济观念的边缘上了。
    《25点纲领》实质上是个政治纲领，只反映出纳粹党经济观念的最初萌芽。1929年10月经济危机爆发前，纳粹党尚没有一个设计完好的具体经济纲领，但它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元素已经具备：“夺取生存空间”的目标，进攻性的反自由主义；国家政治目标和指令对经济的优先权；“先公后私”的意识；后又加上伯恩哈德·克勒尔（Bernhard Khler）提出的“民族同胞人人应享有的劳动的权利（Recht auf Arbeit）”，也就是“充分就业”。纳粹党经济上的准备工作，夺权后的经济政策实践，都是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基本架构之上的。
    1930年9月14日，德国举行了自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纳粹党的选票从1928年的2.6%猛升到18.3%，国会议席也由12席上升到107席，一跃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为做好接管政权的准备，1931年1月，奥托·瓦格纳（Otto Wagener）受希特勒委托，在纳粹党“慕尼黑第二组织系统”内组建“经济政策部”，该部的任务是：重新确定党的经济政策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
    1931年2月，在希特勒主持下，“经济政策部”就党的经济原则进行了长期讨论。3月5日，由奥托·瓦格纳与其副手迪特利希·克拉格斯（Dietrich Klagges）共同执笔，制定了《纳粹党经济政策的基本观念与目标草案》。该《草案》提及的“国民经济是政治的仆人”、“纳粹主义的经济运行”等，意味着“在国民经济中，通过国家监控和领导，保证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统治”，并规定了“在一种以自给自足为方向、独立于世界市场的经济中农业的优先地位”。“扩大国家生存空间”被认定为“在国民经济上具有迫在眉睫的紧迫性”，也是“新经济秩序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而“必然提出对外政策上的要求”。该党对私人财产占有和利润刺激的积极态度，通过“健康的竞争”得到了申明，并宣布：“对自由的企业家主动权，在涉及财产获取和使用的方式上，将通过法律进行限制”。该《草案》对“投资、物价和工资的特别控制”，对“企业中权威领导与追随者”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同时宣称：“经济上的自我管理”与“等级结构”将与普遍流行的中间等级意识形态“产生决定性的分离”（注：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Kln,1977,p.40.）。这表明纳粹党已形成自己经济上的基本观念和具体目标。
    希特勒阻止这个文件的公布并不令人奇怪，此刻，他正在寻求与大工业界上层建立更密切的政治联系，而“这个文件的公布，无疑会引起经济界的惊异”。他当时对他的亲信赫尔曼·劳希林（Hermann Rausch-ning）谈到：“我虽赞同这个草案，但此时宣布，时机尚不成熟。因为这种新的社会经济理想，要在夺权10年至15年后，在一代纳粹主义青年成长起来以后，才可能完全实现，在此期间，只能让它的火焰在关闭的大门后发出光芒。”（注：Hermann Rausching,Gesprche mit Hitler,p.41.）
    1931年11月底，在希特勒的参与下，“经济政策部”再度就党纲的经济观点进行了商讨，会议备忘录以《纳粹党的经济纲领》（以下简称《经济纲领》）一书的形式由瓦格纳于1932年3月在慕尼黑出版。这部《经济纲领》只公布了若干条后来得到贯彻的经济政策措施，如《民族工作法》、《工资与物价控制法》、《劳动委托管理人制度法》等。瓦格纳对此做了说明：“遵照元首的‘保密令’，这个《经济纲领》并没有公布纳粹党关于经济方面的所有理论和思想”（注：Otto Wagener,Das Wirtschaftsprogramm der NSDAP,München,1932,p.4.）。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经济纲领》与《草案》一样，只在边缘上涉及就业措施，并仅在限制妇女就业、引入青年义务劳动军、限制进口、资助移民垦荒计划方面开出了药方。众所周知，不断上升的失业一贯被希特勒之流用来作为魏玛民主体制的罪证，而在600多万失业大军面前，纳粹党自己也没有拿出能减少失业的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建议，这只能说明：到此时为止，纳粹党并未拥有这样的计划，它虽已有了自己的经济观念和目标，但尚缺乏实现的手段。
    失业危机越是尖锐，纳粹党就越是感到上台接管权力的时机正在临近，也就越是紧张地寻求令人信服和实际可行的就业纲领。这种手足无措清楚地反映在纳粹出版物中相互矛盾的建议并行而出的现象中。但纳粹党全国党组织领导人格雷戈尔·斯特拉塞（Gregor Strasser）1932年5月10日的“国会演说”以及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的发表，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局面。
    二从《经济紧急纲领》到《经济建设纲领》
    为1932年7月31日国会大选做准备，格雷戈尔·斯特拉塞奉希特勒之命，于5月10日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了一份纳粹党详细的“就业纲领”，并在同年6月10日以《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以下简称《紧急纲领》）的书面形式公之于众。这份纲领特别提到“通过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通过投放生产性贷款（Produktive Kreditschpfung）来资助公共工程”（注：Ausgearbeitet Von der Hauptabteilung IV （Wirtschaft） der Reichsorganisationsleitung der NSDAP,"Wirtsc-haftliches Sofortprogramm der NSDAP",in NS-Bibliothek,Jg.41,M-ünchen,1932,pp.75.）。因此，应将它与纳粹党过去提出的所有经济政策手段区别开来。
    《紧急纲领》首先反驳了当时流行的“资本缺乏论”：“我们经济上的疾病不是由于缺乏生产资料，而是由于现存生产资料没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减少失业，现今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活跃起来，并通过大量公共劳动计划，如开垦荒地、改良土地、修筑高速公路与运河、兴建工人居住区等来复苏内部市场。为资助这些计划，应投放生产性贷款。这种贷款的20%-30%可通过筹措来满足，余下主要部分可通过节省下来的失业资助金、提高的税收来满足”。为扫除人们对重蹈1923年“超通货膨胀危机”的普遍担忧，它还特别提到：“如此之少的贷款额，不会对货币稳定性产生任何危险”（注：Ausgearbeit-et Von der Hauptabteilung IV （Wirtschaft） der Reichsorganisat-ionsleitung der NSDAP,"Wirtschaftliches Sofortprogramm der NS-DAP",in NS-Bibliothek,Jg.41,München,1932,pp.84.）。
    纲领第二部分宣布的“普遍经济措施”，从后来的发展看来，就像是它的蓝本一样。例如，它预先规定了第三帝国的贸易准则：“德意志民族的需求将最大限度地通过自己的产品来满足，在进口所需的原料方面，宁可选择友好的欧洲国家，对它们原料的接受，可通过德意志工业制成品来补尝”（注：Ausgearbeitet Von der Hauptabteilung IV （Wirtschaft） der Reichsorganisationsleitung der NSDAP,"Wirtsch-aftliches Sofortprogramm der NSDAP",in NS-Bibliothek,Jg.41,pp.90.）。这种“自给自足”以及“双边贸易”思想，正是后来第三帝国经济部长黑加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在1934年9月《新计划》中贯彻的内容。另外，《紧急纲领》宣布的“国家对外汇不受限制的管制”、“资本抽逃法”以及“通过出口补贴与进口加价组成的体制来实行一种有选择的马克贬值”等，都成为沙赫特后来推行的对外贸易政策措施。而“国家对私人银行行使监控权与干预权，私人银行有向国家报告业务情况的义务”，正是1933年12月《关于金融机构的帝国法令》所贯彻的内容。此外，“国家应对物价实行控制，并对新工业设备的生产行使批准权”，也成为1933年7月《强制卡特尔法》的实施内容。至于塑造“健康的农业”（注：Ausgearbeitet Von der Hauptabteilung IV （Wirtschaft） der Reichsorganisationsleitung der NSDAP,"Wirts-chaftliches Sofortprogramm der NSDAP",in NS-Bibliothek,Jg.41,pp.90-98.）的建议，也在后来“帝国农业阶层”的市场秩序中大部分得到实现。显然，这个纲领对于纳粹夺权后的经济政策具有方针性的指导意义。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以前，没有任何纳粹党出版物像这份《紧急纲领》那样，如此鲜明地事先勾画出普遍的经济准则和众多以后经济政策上的特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