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受挫的“自由工会就业计划”
    纳粹党人坚持这种非正统主义经济设计，表明他们在自己的队伍之外进行长期寻找之后，终于发现了经济理论上可用的知识和实践上可行的建议。这场寻找与发现有这样的理论背景：在1932年初的德国，围绕着“自由贸易”还是“自给自足”，“自由市场”还是“国家干预”，“坚持金本位”还是“脱离金本位”，展开了一场广泛的经济理论问题讨论，除经济学家外，政治家和时事评论家们也热烈地参与其中。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中列举的那些建议，如兴办公共工程、扩大赤字贷款、脱离金本位，连同修筑高速公路、投入青年劳动义务军计划等，早已在公开讨论之中。令人惊奇的是：它们是在纳粹党《紧急纲领》中，才头一次被一个具有群众性规模的政党所接受，而它们本来又是有可能出现在纳粹党最重要的反对派之一--社会民主党以及“自由工会”的经济纲领之中的。
    这里有必要提到全德意志工会联盟（即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自由工会”）的就业计划。由于布吕宁政府（注：自1930年3月27日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缪勒（Hermann Müller）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在危机中倒台后，魏玛共和国便不再有得到议会大多数支持的政府，而是由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动用总统权力直接任命政府总理来行使统治。在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以前，他曾先后任命过三位政府总理，他们组织的政府先后为：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政府（1930年3月30日-1932年5月30日）、弗兰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政府（1932年6月1日-1932年11月17日）、库尔特·冯·施莱彻尔（Kurt von Schleicher）政府（1932年12月3日-1933年1月20日）。）的“紧缩政策”加剧了经济危机，1932年1月，“自由工会”成员中的失业率已高达43.8%（注：Dietmar Petzina,Die Deutsche Wirtschaft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Wiesbaden,1977,p.16.），因此，尽快提出解决失业问题的新方案，对稳定并扩大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选民队伍，为下一次国会大选做准备，显得极为重要。
    该计划根据起草者--三位在工会联盟“经济政策研究所”工作的经济学家--姓名的大写字母（即Wladimir Woytinsky,Fritz Tarnow,Fritz Baade），也被称之为“WTB计划”。它产生于1932年1月26日，其核心是，“立即将100万失业者投入到公共大型工程当中去，通过帝国银行提供能再贴现的债券与追加性的纸币，对他们进行资助……所需款项的三分之一以上，能通过节省下来的失业保险金和提高的税收来满足。”（注：Michael Schneider,Das Arbeitsbeschaffungsprogramm des ADGB.Zur gewerkschaftlichen Politik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Bonn,1975,p.235.）该计划被主要作者弗拉迪米尔·韦廷斯基以《劳动》为题，于同年2月发表在《工会组织》杂志上。
    “WTB计划”在内部引起争论并几经修改，上交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讨论时，立即遭到反对。坚决反对这个计划的是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权威鲁道夫·希尔费尔丁（Rudolf Hilferding），此人在20年代因发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一书而名声大噪，并两度出任过共和国财政部长，他完全支持布吕宁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布吕宁也经常求教于他。希尔费尔丁将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中必要的反民主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在某种条件下能够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来出现”，而“WTB计划”被他视为“徒劳的、阻碍发展的、力图医治现存资本主义体系缺陷的尝试”。在他看来，“周期性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现象，并加速着资本主义的没落。从长远来看，克服经济周期性的积极尝试并不能阻止这个进程；从短期来看，只会危及货币的稳定性，造成通货膨胀，危及工人的局势。”（注：Wladimir Wo-ytinsky,Stormy Passage,New York,1961,p.464.）从这种观点出发，希尔费尔丁呼吁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团反对这个计划。
    社会民主党、全德意志工会联盟“经济政策研究所”领导人，弗里茨·纳夫塔利（Fritz Naphtali）也对该党最后否决这个计划起了重要作用。他特别强调“通货膨胀的危险”，因为根据他的计算，“20亿马克是不够的，只是一个大得多的赤字性信贷扩张的开端，这种独立于国际的德国就业措施，只会支持人们去跨向一条内部借贷的道路”（注：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p.52.）。
    因此，社会民主党于1932年2月24日用纳夫塔利提出的“有奖借贷”计划取代了“WTB计划”，也是拿这份“有奖借贷”计划参加1932年7月国会大选的。这个计划中，已没有“通过资助公共工程来解决就业”的任何有说服力的纲领了，而纳粹党在这次大选中提出的《经济紧急纲领》里，恰恰有着与社会民主党否决掉的“WTB计划”同样的内容。众所周知，正是在这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不仅丧失掉它德国第一大政党的地位，而且它原有选民的7%还倒向了纳粹党。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5月10日的“国会演说”中，格雷戈尔·斯特拉塞不仅赞扬“WTB计划”，而且还这样称赞韦廷斯基题为《劳动》的论文：“对于这样的就业纲领，人们绝对会表示赞成。我本人并不认识韦廷斯基，与他也没有什么联系，甚至不知他年轻还是年老，但与那个由犹太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相反，他赞成‘生产性贷款’，也就是赞成经费的来源方式，正是他，头一个将这些东西送入德意志民族的这场讨论中去的！”（注：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p.53.）这番话显然表明，斯特拉塞并不知道韦廷斯基是一位有犹太血统的德国人。
    这种来自纳粹党的喝彩绝非偶然，它表明：将这种利用国家定单解决就业、利用国家“财政主权”进行资助的非正统主义经济思想纳入到纳粹主义的经济与国家观念中去，要比纳入到民主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国家观念中去容易得多，因为这种经济思想与纳粹党的国家权威主义倾向之间，本身就十分接近。因此，这种经济理论上的非正统主义建议，能够合乎逻辑地集合到纳粹主义的经济方案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