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自从20年代初在“赔款问题”上做出同情德国的表态后，一直在德国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著作大多被译成德文，1932年初还应“货币与贷款经济研究协会”的邀请，在汉堡举行过一次公开报告会并引起了轰动。不仅是“改革派”，而且还有纳粹主义者，都经常引用凯恩斯的话来支持自己的思想和建议（注：Werner Sombart,Deutscher So-zialismus,Berlin,1934,p.319.）。1932年春，奥托·瓦格纳将凯恩斯的《货币论》拿给希特勒看，瓦格纳后来讲道：“我们俩人（指瓦格纳与希特勒）当时还就这本书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因为这本书中介了这种感情：凯恩斯既不认识我们，也不熟悉我们的观点，却强烈地将他自己置于通向我们的道路上”（注：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p.64.）。
    凯恩斯主义对德意志“改革派”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对纳粹党经济纲领形成上的影响，几乎没有被人评价过，倒恰恰是凯恩斯这位大经济学家自己指出了这种思想发展史上的关联。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德文版前言中，他这样写道：“这本书是对英国古典主义（或正统主义）传统的一种摆脱，这种摆脱在英国遇到了相当可观的抵抗，但我能设想，所有这些可能会对德意志读者产生某些不同的触动。这是因为，在德国一直就有它重要的经济学派--历史学派，他们早已对运用古典主义理论分析同时代人的重大事件的足够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因此，我可以期待：当我向他们完整地提供一种就业与生产理论时，当这种理论在重要的关系上偏离正统主义观点时，在德意志读者中，我会遇到比在英国读者那里少得多的抵抗。……比较起那种‘自由放任’所造就出来的生产与分配理论，这种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更容易适应一个极权国家的关系。”（注：John Maynard Keynes,All-gemeine Theorie der Beschftigung,des Zinses und des G-eldes,Berlin,1936,p.8.）
    由此可见，在纳粹党巩固了极权独裁统治后，在德意志第三帝国里，非正统主义经济理论及其货币、金融技术上的方法与措施，能比在当时的西方民主国家中得到更快速、更有效、更彻底的运用，这种发展绝非偶然。
    六结论
    理论上的抽象和分析是事先受过训练的学者们的领域，这个领域，由于其术语的丰富性和数学模型的专有性，只能为一个有限的知识圈子所掌握。这个圈子对经济和国家主管机关的影响，取决于入主或是力争入主这些机关的集团或政党对学者们提出来的措施付诸实践的热心程度。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围绕着“经济理论问题”展开的这场讨论，实质上是一场争夺社会和政治诸力量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是那些民主主义政党，还是那些保守主义政党，或是当时正在台上执政的统治集团，都证明了它们自己是更软弱的对手，而且首先证明了它们自己在经济理论领域里是更软弱的对手，因为它们都仍然将自己局限于古典主义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框架之中。
    如果人们因纳粹主义空洞、平庸的表述就低估它经济观念的意义，那将会曲解它。恰恰相反，正是诸如“先公后私”、“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劳动的权利”之类到处适用、故意含糊不清的口号，才为纳粹党的经济观念造就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在经济危机局势下是很容易被极不相同的社会阶层所认同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念到处适用的表述，恰恰能将经济“改革派”明确的计划和建议集合起来，即使这些计划和建议出自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前提。
    “改革派”在经济理论上的“创新”，并非特殊的“德意志现象”，而是由世界性经济发展与危机引起的对正统主义经济和货币理论反叛的一部分，它的萌芽当时在许多国家都同时出现。然而，对德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改革派”的非正统主义理论和建议尽管在布吕宁、巴本、施莱彻尔政府那里屡遭拒绝，却被一个具有群众性规模的极右政党抓住了。纳粹主义者之所以抓住“改革派”的思想不放，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上的辩护、实践上的计划和贯彻的方法，而且“赤字政策”、“国家干预”的思想，本身就能与他们的国家和经济观念相适应。因此，纳粹主义的经济观念与“改革派”的“革新措施”，成为自1932年初以来纳粹党正在形成的经济纲领中具有互补性的组成部分。正是通过对这种纲领的宣传，纳粹党才终于使自己成为了当时德国最强大的政党。这个政党虽然没有取得议会的大多数，但一直保持了它在经济危机最深重时期德国政治舞台上最高的社会支持率，它给兴登堡统治集团造成的持续性政治压力，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
    总之，纳粹主义者并不是在经济观念和理论领域里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上台掌权的。他们经济观念的形成，对经济上新思想和新建议的集合，出自于大危机年代经济理论界热烈的讨论。正是借助了“改革派”的帮助，纳粹主义者才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准则提供了一种能付诸实施的经济纲领，也正是在纳粹政权手中，“改革派”的经济理论和实际建议，才变成了服务于“政治优先权”的指令性经济措施和金融技术工具。这充分说明：纳粹主义者尽管从意识形态上讲是一群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群“最可怕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从不拒绝采用最现代化的技术措施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空间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