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纳粹党正式宣布的经济政策准则，《紧急纲领》印成小册子到处发行，从宣传上为纳粹党这次大选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7月大选的结果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自由主义”中间派政党如民主党、人民党、经济党选民中的43%，“保守主义”右翼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选民中的33%，坚持农业与地方特别利益的政党选民中的46%，以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为方向的社会民主党选民中的7%，以及过去不投票的非选民中的18%，投了纳粹党的票（注：Helga Grebing,Der Deutsc-he Sonderweg in Europa,1806-1945,Stuttgart,1986,p.188.）。纳粹党的社会支持率增长整整一倍以上，获得了37.4%的选民和230个国会议席，一跃成为了德国第一大政党。
    但在1932年7月大选获胜6周后，希特勒又下令收回这个纲领。现存资料相当清楚地表明，大工业界顶尖人物的担忧和拒绝态度对此举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32年5月20日，即斯特拉塞“国会演说”10天后，一份由大工业界资助、在企业家圈子里极有影响的私人通讯录--《德意志领袖通讯》以担忧的笔调写道：“这决不是斯特拉塞个人思想的一种倾诉与发泄。这次讲演用批评式的腔调反对企业家，从观点上讲是试图接近工会的，斯特拉塞对这些政治集团进行的‘反资本主义’呼吁，特别令人担心。这使我们感到，催促纳粹党领导就他们真实的经济和社会纲领作出一份明白无误的解释变得更为重要。”（注：Deutschen Fü-hrerbrief,Berlin,20.5.1932.）
    大工业界圈子对《紧急纲领》的拒绝态度不断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告知纳粹党。金融专家黑加尔玛·沙赫特此时正在主持一家由大工业界资助的研究机构，其目的在于从经济政策上使大工业界与纳粹党进行沟通，他在1932年8月29日的信中向希特勒建议：“在以后的大选中，尽可能不要去拟定详细的经济纲领”。9月8日“德意志工业全国联合会”业务领导人雅可布·赫勒（Jacob Herle）转交给纳粹党一份备忘录，拒绝了《紧急纲领》中的所有建议，并特别指出：《紧急纲领》宣布“劳动的权利，十分危险”（注：Gerhard Kroll,Vo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zur Staatskonjunktur,Berlin,1958,p.423.）。
    围绕希特勒总理位置的阴谋诡计此时已经开始，希特勒不能不理睬这些能在此事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和集团的想法与批评。为平息大工业界上层的不安，他委托与纳粹党“经济政策部”接近的“全国金融协会负责人”奥托·克·菲舍尔（Otto Chr.Fischer）转告大工业界上层：“在纳粹主义旗帜下，人们完全可以想像一个不同的经济纲领，一个资本主义纲领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完全必须。人们不要让选举宣传上的因素弄糊涂了”（注：Deutschen Führerbrief,Berlin,4.10.1932.）。在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斗争中，纳粹党果然用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与瓦尔特·冯克（Walter Funk）起草的《经济建设纲领》（以下简称《建设纲领》）取代了《经济紧急纲领》。
    对这两个经济纲领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区别。与《紧急纲领》宣布的详细措施相反，《建设纲领》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进行一般表述和解释的集合性文件，它力图回避有争议的问题，其措词也完全可以做不同的解释。首先，《紧急纲领》中没提到的“砸碎高利贷奴役”的口号，改头换面地作为“普遍降低利息”的要求提了出来。其二，为了迎合大企业家，宣布了某些与《紧急纲领》对立的措施。如《紧急纲领》“对高收入者提高税收”的要求，被“减少或完全消除有碍生产的税收”的许诺所取代；《紧急纲领》宣布过的“对投资和物价的控制”，被“放松物价”的许诺所取代。其三，尽管农业仍被称为“内部市场和德意志经济的脊骨”，但也强调：“当整个德意志经济不健康时，不可能提供德意志健康的农业。”并宣称：“对内部市场的促进……只有在照顾了对德国不可缺少的出口时才有可能”（注：Gottfried Feder,Kampf gegen die Hochfinanz,München,1934,p.375.）。其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与《紧急纲领》中“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康采恩”、“资本主义新闻界”等“反资本主义”影射相反，“资本主义”之类的词句在《建设纲领》中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出现，“劳动的权利”也没有提及。
    尽管这两个经济纲领都是竞选煽动的表达，针对的是不同的选民阶层，但《紧急纲领》是纳粹党长期进行经济政策准备的结果，它的意义超越了宣传战的需要，它列出的详细建议和要求，比《建设纲领》中那些有意熨平、模棱两可的老生常谈，早得多地与后来的经济措施发生了直接联系。在斯特拉塞失去影响并在1934年6月20日“罗姆事件”中被处决后，后来的纳粹出版物中，当然再也找不到归因于他的《紧急纲领》了。但从影响上讲，在斯特拉塞死后，《紧急纲领》仍然以某种方式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
    《建设纲领》对大工业资本的迎合态度，使纳粹党在1932年11月国会大选中付出了代价，它的社会支持率由37.4%下降到33.1%，国会议席也由230席减少到196席。它之所以仍能保持第一大政党的地位与这一点分不开：即在涉及就业资助问题上，这两个纲领保持了很大的一致性。例如，与《紧急纲领》详细列举的公共工程相比，虽然《建设纲领》只一般性地涉及“在国家和私人投资基础上实行定单分配，安排直接就业”，但它特别补充说明：“纳粹党人还有一个特别的就业纲领”（注：G-ottfried Feder,Kampf gegen die Hochfinanz,p.381.）。在“对整个货币-银行业国家化”、“对银行和外汇周转上实行国家监督”的要求上，两个纲领完全一致。除此之外，《紧急纲领》中“投放生产性贷款”的提法，不仅在《建设纲领》中得到保留，而且得到更特别的强调，并对这种贷款的数额进行估计：“它将通过帝国银行筹措大约30亿马克”（注：Gottfried Feder,Kampf gegen die Hochfinanz,p.379.）。这就清楚地证明，自1932年春天以来，纳粹党已经有了一种非正统主义的经济设计，尽管有来自企业家联合会的尖锐批评，但仍然坚持这种经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