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格尔于1932年2月写下的《通过生产性贷款来实现就业》一文，既没有引起布吕宁政府、也没有引起巴本政府以及企业家联合会顶尖人物的兴趣，却被费德尔于同年6月发表在《纳粹图书馆》杂志第41期上，同时发表的还有《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并附有费德尔与德雷格尔的前言。在前言中，两人都强调“这篇论文的作者绝不是纳粹主义者”。费德尔还声称：“这甚至是一个优点，恰恰通过作者的非纳粹主义者性质，不仅对于我们，而且对于那些与我们还很疏远、并不清楚我们的队伍在经济领域所信奉的东西的人，都具有一种特别的价值。因此，这篇论文在扫除人们对‘货币试验’的担忧上做出了贡献。”（注：Heinr-ich Drger,"Arbeitsbeschffung durch Produktive Kreditscpfung",in NS-Bibliothek,Jg.41,München,1932,p.4.）
    若将德雷格尔的论文与《紧急纲领》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两者都一致赞成那些大型公共工程、工人居住区建设、荒地开垦和高速公路建设计划。与《紧急纲领》不同的是，德雷格尔试图从数量上计算出“用于生产性贷款”的规模。他从原则上拒绝任何一种以私人借款方式为基础的资助，认为“那只是一种对潜在购买力的倒腾，对有效的就业来说，只有足够规模的信贷扩张（Kreditausweitung）才是惟一出路。”在他看来，“这种信贷扩张到1932年年底，总数应为15亿马克，若要完成计划中的公共工程并最终消除失业，需要在6年时间里有一笔总数为300亿马克的信贷扩张”（注：Heinrich Drger,"Arbeitsbeschffung durch Produktive Kreditscpfung",in NS-Bibliothek,Jg.41,pp.36,66.）。而到1936年底，通过帝国银行资助的贷款已接近这个数额，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德雷格尔所计划的民用大型公共工程的。
    今天看来，德雷格尔的论文对《紧急纲领》制定上的影响被严重低估，因为他的论文手稿是在斯特拉塞“国会演说”和《紧急纲领》起草前提交给纳粹党经济政策主管机关的。除了在行文和统计材料上有明显的类似性外，连“生产性贷款”这个概念，也显然是从德雷格尔那里借来的，也是在斯特拉塞“国会演说”中才头一次出现在纳粹主义术语中的。这说明斯特拉塞除了受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的影响外，也受到了德雷格尔的影响。此外，在《紧急纲领》收回后，德雷格尔的论文在《建设纲领》中仍被称为“具有启发性的文献”。这就充分证明了德雷格尔以及“货币与贷款经济研究协会”的努力是德意志“改革派”理论与纳粹党经济纲领设计之间真正的中介环节。
    两位具有官方身份的“改革派”理论家的计划，也影响了纳粹党上台后的经济政策：一位是长年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著名经济学家恩斯特·瓦格曼（Ernst Wagemann），另一位是后来在施莱彻尔政府中任“就业委员”的经济学博士冈特·格雷克（Günter Gereke）。
    瓦格曼于1932年6月制定过一个计划，其核心在于：重组银行体系，修改流动资金率，部分摆脱金本位，监控支付手段的扩张。他认为，“40%的货币应摆脱帝国银行拥有的黄金或外汇储备，通过高达30亿马克的长期帝国债券来满足。由此产生出来的自由支付手段，就能用于对帝国、各邦或地方法人团体的公共工程的资助。”（注：Ernst Wageman-n,Geld-Kreditreform,Berlin,1932,p.37.）
    从根本上讲，《瓦格曼计划》就是修改现存帝国银行规章、用赤字财政提高公共之手支出能力的计划，这个计划立即引起巴本政府中那些与帝国银行有利益联系的官员们的坚决反对，但在“改革派圈子”和纳粹党那里却得到了强烈共鸣。费德尔这样赞扬瓦格曼：“作为第一流的现代研究者和学者，他走了一条新路，这条道路从根本上讲与纳粹主义者12年以来提出的有关货币体制的要求完全一致。因此，他的计划为我们的建议提供了有声望的证明。”（注：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p.61.）正因为如此，瓦格曼还在1936年成为了戈林“四年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
    格雷克博士早有自己的思考，他在1932年12月初成为施莱彻尔政府的“就业委员”后，通过与德雷格尔领导的“研究协会”紧密合作，拟定出一份详细的就业计划。尽管施莱彻尔曾有贯彻这个计划的打算，但该计划却立即因大工业界的拒绝态度而告吹，当这个计划仍以《就业》为题于1933年1月28日发表时，离希特勒上台只差两天了。希特勒对《格雷克计划》中提出来的大型公共工程和资助方法几乎未加改变的接受，是因为纳粹党自1932年春以来自己就有与之相同的原则与方法，并已将此收到自己的经济纲领之中了。
    总之，“改革派圈子”的宣传活动，在于寻求他们的计划能被执政者所采纳，这种努力虽然在布吕宁、巴本、施莱彻尔政府身上屡遭失败，却被希特勒纳粹党作为夺权后自己就业措施的起点来实现。正是通过这个“货币与贷款经济研究协会”，纳粹党在经济理论上的“改革派思想特点”才为人们所熟悉。
    五德意志“改革派”理论与凯恩斯主义
    在货币理论方面，德意志“改革派”也属于“名义学派”。这种理论与“金本位主义”、“商品符合论”相反，突出的是货币作为循环手段的功能，而不是作为价值积聚的手段。货币具有的不是物质上的价值，而是在社会认同和国家立法基础上发挥的功能。
    这个学派自从20世纪初由德国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创立以来，一直拥有不少追随者。但要将这种理论方向称之为一种“德意志特色”未免过于夸张。所谓“德意志特色”，并非指惟有德意志“改革派”才偏爱这种理论，而是由于这个事实：这种理论在德国遇到了较少的抵抗。在当时的讨论中，德意志“改革派”不仅引证克纳普的理论，也同样引证美国欧文·菲舍尔（Ir-ving Fischer）、英国约翰·劳（John Law），首先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论。由于1933年后，凯恩斯的理论经常被引证来为这种政策辩护，德意志“改革派”也经常自称为“凯恩斯前的凯恩斯主义者”，因此，对德意志“改革派”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做某些提示是必要的。
    在“改革派”中，威廉·劳滕巴赫（Wilhelm Lautenbach）被称之为“德国的凯恩斯”。这位经济学家早在1931年3月就提出了购买力总额（Gesamtkaufkraftvolumen）方案和乘数效果（Multiplikatoreffekt）的数学公式，并为国家劳动部咨询委员会起草过一份专家意见书，提出“要用数十亿马克资助公共工程来与危机作斗争”（注：Hans Jaeger,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sordnung in Deutschland,Frankfurt,1988,p.172.），但该计划遭到布吕宁政府的拒绝。在劳滕巴赫看来，“30年代初开始的这场经济讨论是为我本人提出的实际建议奠定科学基础服务的，这些建议与其他改革派成员的建议相类似，都具有凯恩斯主义的特点”（注：Wilhelm Lautenbach,Zins,Kredit und Produktion,Tübi-ngen,1952,p.124.）。尽管凯恩斯直到1936年通过发表《货币通论》才最后完整地提出他的理论，但他体系的基本架构在德国30年代初开始的这场讨论中已众所周知。他1931年6月发表的《麦克米伦报告》以及《货币论》被译成德文后，立即引起了德意志经济理论界热烈的讨论。
    1931年5月，在柏林技术高等学校的一次报告中，威廉·劳滕巴赫这样讲到他提出的经济观念：“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与剑桥国民经济学派、特别是与凯恩斯的观点相一致的，这些观念都一致认为：存款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总进程。不过，在方法论和体系上，我自己是完全独立于凯恩斯而得出这些一般理论上的主要结论的。”（注：Wilhelm Lautenbach,Zins,Kredit und Produktion,p.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