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改革派”理论对纳粹党的影响
    格雷戈尔·斯特拉塞竟能在涉足经济问题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制定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经济纲领，这一点十分令人可疑。带着这份疑问，联邦德国史学家格哈德·克罗尔（Gerhard Kroll）经过多年研究得出这个结论：“斯特拉塞的《紧急纲领》几乎是逐字逐句从那位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经济评论家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的文章中抄袭而来的！斯特拉塞惟一的功绩在于：他技巧性地将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的观点变成了一种政治紧急纲领的语言。”（注：Gerhard Kroll,V-o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zur Staatskonjunktur,p.455.）这个结论从格雷戈尔·斯特拉塞的弟弟奥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1974年的一次谈话中得到了部分证实：“当时我与格雷戈尔并不认识他，但读过他的名著《经济转变》，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的思想决定性地影响了格雷戈尔。”（注：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p.50.）
    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Robert Friedlnder-Prechtl）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经济评论家、现代商业和金融理论家，也是德意志经济“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支经济理论界的“改革派”队伍与维尔讷·佐姆巴特（Werner Sombart）领导的新保守主义“行动圈子”、奥特马尔·施潘（Othmar Spann）领导的“普遍主义学派”一样，有着德意志“历史学派”共同的历史渊源。这三派都偏爱德意志经济思想中传统的反自由主义方向，都怀疑当时普遍生效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模式的适用性，并强调“民族特性”和经济政策中的民族目标优先权。但它们之间也各有特点：“行动圈子”；主张“独裁专制式的”“德意志社会主义”；“普遍主义学派”则主张现存经济结构“退回到中世纪行会等级制度中去”；而“改革派”除主张“民族经济的自给自足”外，还着重探索经济技术和金融手段上的“革新”。正是这一特点，使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不仅最强烈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讨论，而且也成为向纳粹党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实际建议的人物之一。
    早在“相对稳定”的1926年，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就曾发表过一篇令人们“普遍感到意外”的论文《慢性劳动危机》。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一种有关劳动力供需之间的差异理论：“由于工业过分合理化，进行独立经营的中间等级和军队数量上的减少，劳动力供给的不断增加，面对的却是劳动力需求的不断萎缩。而世界贸易的普遍危机和美国工业日益上升的竞争力，已使德国不可能通过出口来克服这种慢性劳动危机。因此，除了‘土壤改良和合理化’外，德国没有别的出路。要确保德国原料和能源的自给自足，除了将100万城市工人移居到乡村去这种‘德国重新农业化’外，还须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与投资转向农村。”他还提出“修筑2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的计划”，谈到“用煤聚化与氢化合等现代化处理程序来生产作为进口替代品的合成推进燃料（这些后来都在第三帝国时代成为了现实）”，并指出：“这些工程靠私人企业家的主动性不可能贯彻，因为这种生产的短期赢利太少而风险太大。惟一的方法在于借助公共之手直接操作，并通过长期的国家贷款来资助，这种资助方法只是一个金融技术上的问题，它将得到解决，因为它必须解决！”（注：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p.58.）
    在1931年出版的《经济转变》一书中，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提出失业的真正原因在于“精神因素”的理论：“两种重要的物质生产因素：劳动力和劳动机器并不缺乏，缺乏的是第三因素，精神上的东西，缺乏的是判断力、活力、意志、领导！”（注：Robert Friedlnder-Prechtl,Wirtschafts-Wende.Die Urs-achen der Arbeitslosen-Krise und deren Bekmpfung,Leip-zig,1931,p.65.）他还批判当时流行的“资本缺乏论”观点：“资本不意味着别的，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生产资料，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再度运转起来，惟一的方法在于，必须使正在流通的支付手段总额与经济循环的需要相一致，这只有当正统的货币政策的过时原则被抛弃，只有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摆脱了金本位时才有可能。”他继而推导出用“生产性贷款”来克服失业的理论：“要想克服失业，国家就必须放弃那种灾难性的紧缩政策，放弃那种依赖私人和国际借款的完全不现实的计划，取而代之的应是在全体人民那里借贷。国家通过追加性的货币或生产性贷款的方法，就能获取对生产和商品局势的支配权。”（注：Robert Fr-iedlnder-Prechtl,Wirtschafts-Wende.Die Ursachen der A-rbeitslosen-Krise und deren Bekmpfung,p.237.）
    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的计划是建立在对德意志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性改组的基础上的，在这里，他清楚地代表了德意志“自给自足”的思想。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在这个世界上，经济时钟已指向了日益增长的自给自足方向，指向了在封闭的经济空间内尽可能达到自我供应的努力。对德国来说，出现了尽可能限制进口、在原料和食品上自给自足的需要……一个这样的欧洲经济空间，即使不能在全世界占据统治地位，也至少能与地球上其他经济空间并存。”（注：Robert Friedlnder-Prechtl,Wirtschafts-Wende.Die Ursachen der Arbeitslosen-Krise und deren Bekmpfung,p.134.）
    显然，“农业优先权”、“自给自足”与“大空间经济”、“国家财政主权”一样，都属于纳粹主义经济观念突出的组成部分，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一直公开表达着这种思想倾向。直到1937年初，他仍将纳粹主义经济政策看做是对他理论的一场成功实践：“那些由我当时代表的思想，今天已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贯彻和证明。尽管在这个第三帝国里，由于我的犹太血统，我的名字已无人提及，我既不能在国内、也不能在国外发表文章，这是令人惋惜的。但我仍然要说，我参与并影响了这种新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塑造！”（注：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p.60.）
    经济学博士海因里希·德雷格尔（Heinrich Drger）也是一位对纳粹党经济纲领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为寻求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他早就与一批德国著名的经济“改革派”理论家，如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延斯·耶森（Jens Jessen）、鲁道夫·达尔贝格（Rudolf Dalberg）、威廉·格罗特科帕（Wilhelm Grotkopp）等人建立了联系，当他通过世袭成为吕贝克的一位工业家后，这些人立即成为了他本人出资于1931年11月底建立的“货币与贷款经济研究协会”的重要成员，威廉·格罗特科帕还受聘为协会秘书长。
    这个研究协会积极宣传德意志“改革派”关于“通过赤字财政资助公共工程、扫除失业”的理论，为此目的，举行过一系列公开的报告会和讨论会。当时极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维尔讷·佐姆巴特和恩斯特·瓦格曼（Ernst Wagemann）的报告，还通过出版物、无线电广播做过进一步宣传，挑选出来的会议“精彩论文”寄给“全世界感兴趣的收信人”，其中包括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