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学者们，特别是从威尼斯到维也纳的欧洲东半部的学者日益关注奥斯曼帝国，其根本原因是对它会扩张并吞并邻近地区的担忧。最近的相关研究包括论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和弗朗切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的着作(他们撰写了土耳其人的历史但从未离开意大利)和一部有关奥吉尔·吉斯林·德·布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的着作。此人是哈布斯堡王朝派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其拉丁文书信是有关16世纪奥斯曼帝国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12)相比之下，约翰·鲁恩克拉维乌斯(John Leunclavius)的着作则较少受重视，此人懂土耳其语，并将许多奥斯曼的历史着作译为拉丁文。弄清楚他得到了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如匈牙利裔叛徒译员穆拉德[Murad])的多少帮助将是非常有趣的。
    在物质文化方面，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流行收藏土耳其物品，包括安纳托利亚的地毯和伊茨尼克的陶器，罗萨蒙德·麦克(Rosamond Mack)等人对此做了专门研究，并清楚地表明奥斯曼帝国既是吸引力亦是焦虑的源泉。(13)
    就印度而言，是葡萄牙海洋帝国的扩张导致了欧洲人对这块次大陆的兴趣。在此领域，葡萄牙国王乔亚奥三世( Ⅲ，1521-1557年在位)是一个关键人物，但对他的研究却出乎意料得少。他是葡萄牙国内文艺复兴和海外航海探险的共同资助者。在他的时代，来自印度的物品开始出现在欧洲人的收藏中。正如安娜玛丽·乔尔丹·格施文德(Annemarie Jordan Gschwend)最近指出的，皇帝查理五世(1500-1558)之妹，即奥地利的凯瑟琳(1507-1578)嫁给乔亚奥后不久就开始收藏东方物品(orientalia)。印度总督向她奉献供收藏的物品，其中包括在“1492年前后：探险时代的艺术”展上展示的一件水晶石象。(14)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乔亚奥·德·巴罗斯( de Barros)，即葡萄牙“印度之家”的管理者和一个具有人文主义兴趣的人，撰写了《亚洲史》(Décadas de ，1552-1553)，这是一部葡萄牙海外扩张史，但该书始终未得到研究史学史的学者的应有关注。(15)
    巴罗斯的历史着述中包括了中国，他买了一个能读中文的奴隶帮助他撰写该书。然而，这一时期传到欧洲的大部分关于东亚的信息都来自传教士(例如有关中国的是来自利玛窦，有关日本的是来自沙勿略)。对他们的研究通常来自研究反宗教改革而非研究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尽管距“中国风”(chinoiserie)的伟大时代尚有数世纪之遥，但在此时期，一些来自东亚的物品已被欧洲人所知。1487年，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收到一件中国瓷器的礼物，而威尼斯画家乔瓦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则在《诸神的宴会》中描绘了一些中国青花瓷碗。
    这一时期人们对非洲的了解很少，特别是在1550年“非洲人莱奥”(Leo，本名哈桑-阿尔-瓦赞)的《非洲志》(Description of Africa)出版前。菜奥是北非人，曾在教皇利奥十世(Leo X)的宫廷待过一段时间。(16)因此，非洲看似与文艺复兴毫无瓜葛。然而，一些在文艺复兴中扮演了突出角色的人物，从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到科西莫·德·美第奇大公都拥有来自非洲的物品，前者有一些盐盒(虽然丢勒说他的盐盒“来自加尔各答”)，后者有一些象牙角。(17)
    在有关新世界的发现的浩如烟海的研究中，一些物品因与文艺复兴运动的相关性而备受瞩目。代特利夫·黑卡姆普(Detlef Heikamp)等人研究了包括从镶嵌面具到图形古书抄本等墨西哥物品在文艺复兴圈子(例如美第奇圈子)里的流传，而安东尼·帕格登(Anthony Pagden)和弗朗克·勒斯特林冈(Franck Lestringant)则研究了一些虽非严格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但至少是对人文主义运动表现出兴趣的人物。(18)
    帕格登在其《自然人的堕落》中专列一章讨论何塞·德·柯斯塔(José de Acosta)，即一位曾撰写印第安人的自然史和道德史的耶稣会传教士。帕格登注意到，何塞经常提到亚里士多德以及亚氏将“野蛮人”或非欧洲人分为三种类型的做法，多少具有人文主义意义的“人文”(humane)或“文雅”(humanus)之意。勒斯特林冈撰写了两部关于宇宙志学者安德鲁·泰夫特(Andre Thevet)的着作，尤其关注泰夫特有关巴西印第安人的着述，并强调泰夫特使用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有关发明家的历史着作。
    总之，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其他文化的兴趣已有大量着作，但很少有人尝试将这一兴趣与文艺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此类尝试中最严肃的是琼-保·鲁比斯(Joan-Pau Rubiés)的研究。他有关1250年至1625年前往南印度游历的旅行家的着作中包括了对人文主义的讨论。然而，他笔下的旅行家，如鲁多维克·瓦特马(ludovico Varthema)和安托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皆处于人文主义的边缘。主流人文主义者，如波焦·布拉乔利尼、皮埃特罗·马尔提雷·安吉埃拉(Pietro Martire d' Anghiera)和拉姆西奥(Ramusio)，都是参考待在国内撰写或编辑旅行者提供的信息，在此过程中有时信息被歪曲了。波焦就根据旅行家尼科罗·孔蒂(Niccolò Conti)提供的信息描述了印第安人的习俗。(19)
    文艺复兴研究与欧洲扩张研究之间最密切的联系，似乎处于古典模式或套式阶段。例如，贡扎罗·费尔南德斯·奥维多(Gonzalo Fernandez Oviedo)和何塞·德·柯斯塔撰写的印第安人的自然史，就遵循了普林尼(Pliny)的模式。皮埃特罗·马尔提雷和乔亚奥·德·巴罗斯都以李维为楷模，将其历史着作称作《十卷集》(decades)，含蓄地将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由受过人文主义训练的传教士撰写的非欧洲语言的语法书，如纳胡塔尔语(Nahuatl)、奎楚阿语(Quechua)、图皮语(Tupí)，则沿用了拉丁文语法书的模式，虽然这些语言和拉丁语存在结构差异。
    就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及其追随者研究过的较少自觉性的古代套式而言，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等人注意到，自哥伦布时代以来，借自普林尼等人的所谓“怪物族类”的观念被重置于新世界。(20)帕沙·米特尔(Partha Mitter)--其博士论文是瓦尔堡研究所的E.H.贡布里希(E.H.Gombrich)指导的--指出，瓦泰马和其他旅行家都把印第安人的神视为魔鬼或怪物。(21)另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套式“野蛮人”，也源自古典传统并被广泛用来描绘非欧洲文化。“亚马逊人”或“黄金时代”等中性或褒义色彩的古典套式也被投射到这一时期及后来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