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外的文艺复兴
    本文谈论的第三个问题是接受。文艺复兴的思想和艺术在多大程度上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
    关于美洲，我们可说的最多。当地和外国学者都强调了人文主义向新世界，特别是新西班牙的引进。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后，拉丁文学校在墨西哥城、米克阿坎(Michoacán)以及最着名的特拉泰罗尔科(Tlatelolco)建立起来，该城主教胡安·德·祖马拉加(Juan de Zumárraga)修士1536年建立了圣迪亚哥学校并配以一座图书馆，其中藏有古典作家如西塞罗、朱维纳尔、李维、普鲁塔克、塞内卡和维吉尔的着作。(35)墨西哥大学的开学典礼于1553年举行，其时，弗朗奇斯科·塞万提斯·德·萨拉扎尔(Francisco Cervantes de Salazar)教授发表了拉丁文演说，此人刚从西班牙来到这里。他对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胡安·路易·比维斯(Juan Luis Vives)的注解，包括设想发生在墨西哥的三篇对话(1554)，被用作拉丁文教材。利马和圣多明戈也建立了大学。
    约半个多世纪之前，埃尔文·莱奥纳尔多(36)和塞尔维奥·扎瓦拉(37)表明，文艺复兴复兴时期的文学杰作，特别是《乌托邦》和《堂吉诃德》在新世界广为人知。从1537年至1565年任米克阿坎主教的瓦斯科·德·奎伊罗加(Vasaco de Quiroga)不仅研究莫尔的《乌托邦》，而且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在墨西哥和秘鲁的图书馆也能发现卡斯提利奥内的《廷臣论》(Courtier)。(38)
    新世界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出了贡献。在利马，北极学院(Academia Antártica)是彼特拉克风格诗歌的中心。西班牙诗人阿隆索·德·埃尔奇拉(Alonso de Ercilla)在南美洲撰写了着名的史诗《阿劳卡纳人颂》(La Araucana)，描绘了智利(当时是秘鲁总督辖区的一个边陲地区)本地居民反抗西班牙人的故事，并用一种受到古典史诗和诗人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启发英雄风格呈现了这个反抗的故事。(39)贝尔纳尔多·德·巴尔布埃纳(Bernardo de Balbuena)在1584年来到墨西哥并成为波多黎各的主教，他写了一首关于墨西哥的诗和一部田园小说《埃里菲尔森林的黄金时代》(Siglo de oro en las selvas de Erifile，1608)。最近的一项研究特别研究了人称“印加人”的混血儿(mestizo)加尔奇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此人在西班牙定居并写了一部人文主义风格的秘鲁史。(40)
    就建筑而言，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建筑被摧毁了，尤其是被地震摧毁，但遗迹足以表明在建筑领域，西班牙人也打算把文艺复兴引入新世界，如沿用塞尔利奥(Serlio)的建筑设计，或用圆盘饰(medallions)和怪诞装饰(grotesques)装饰宫殿立面。事实上，瓦莱里·弗雷泽论证指出，古典建筑风格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格外重要，因为它既代表又强化了文化优越感。(41)拉丁美洲批评家安杰尔·拉马等人也指出，美洲的新城市遵循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论着倡导但很难在欧洲老城市实现的规整的网格布局。(42)
    就绘画和雕塑而言，格鲁津斯基所说的“欧洲图像的入侵”，是归化印第安人并维持其信仰的传教活动的副产品。研究文艺复兴和反宗教改革的学者都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一过程被分为三个阶段：进口欧洲宗教版画；欧洲画家的到来；当地艺术家的兴起。(43)方济会修士迪亚哥·德·巴拉德斯(Diego de Valadés)尤其引起关注，此人是活跃在墨西哥的一名传教士、版画家和《基督教修辞》(Rhetorica Christiana)的作者。(44)
    三个火药帝国，即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尔帝国，或许可放在一起考虑。安娜·孔塔迪尼(Anna Contadini)已指出，虽然伊斯兰世界对欧洲的贡献得到详细考察，但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贡献的研究却寥寥无几。(45)波斯萨法维王朝(Safavid Persia)就乏人问津。尽管如此，我们从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了解到一个引人入胜的信息，即艺术家比赫扎德(Bihzad)临摹柯斯塔诺·达·费拉拉(Costano da Ferrara)的一件誊写员坐像素描，并将他变成了一个正在从事创作的艺术家。(46)旅行家皮埃特罗·德拉·瓦莱(Pietro della Valle)记载，他在伊斯法罕城看到有意大利绘画出售。(47)17世纪(波斯)画家库姆的穆罕默德-扎曼·伊本·哈吉·玉素甫使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木刻版画。(48)
    就奥斯曼帝国(一半在欧洲，一半不在欧洲)而言，证据更为丰富并得到广泛研究。由弗朗兹·巴宾格、朱利安·拉比和杰里·布罗顿的研究，我们了解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不仅是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也是意大利艺术家的资助人，如柯斯塔诺·达·费拉拉制作了苏丹本人的像章，真蒂莱·贝利尼绘制了苏丹的肖像油画。希腊人文学者特雷比宗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和佛罗伦萨人文学者弗朗切斯科·贝尔林吉埃里(Francesco Berlinghieri)是将着作献给穆罕默德的学者中的两位。穆罕默德对一些古典着作表现出兴趣，其中包括托勒密的地理学着作以及希罗多德、李维和库尔提乌斯的历史着作。(49)
    穆罕默德的后继者对意大利的兴趣较少，但巴耶西德(莱奥纳多曾为他工作)请米开朗基罗前往伊斯坦布尔，而苏莱曼大帝(Süleiman the Magnificent)在宰辅(Grand Vizier)易卜拉欣·帕沙(Ibrashim Pasha，1523-1536年在任)的鼓励下成为许多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资助人，至少在其统治早期如此。一些学者，特别是古尔鲁·内奇波格鲁(Gülru Necipoglu)集中考察了苏莱曼委托威尼斯的卡奥尔利尼作坊制作的一顶华丽的皇冠头盔以及一把权杖和一个宝座，它们在奥斯曼(帝国)向维也纳挺进时被展示出来，意在明白地告诉西方：苏丹是一位真正的皇帝。(50)另外一些人研究了雅科波·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为苏莱曼大帝设计的华盖(baldacchino)，或为此被招募到伊斯坦布尔的弗莱芒纺织工人编织的挂毯。(51)
    莫卧尔时代的印度是三个火药帝国中离欧洲最远的，但也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保持着最活跃的文化交流的帝国，尤其是在阿克巴皇帝统治时期。迈克尔·比奇、高文·贝利等学者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耶稣会士给阿克巴带来绘画和版画，阿克巴命令他的艺术家临摹这些作品。他们为这些版画上色，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运用了其中一些元素，例如阿克巴宠爱的细密画家巴萨万(Basavan)就借鉴了丢勒的版画。(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