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西多礼看来，历史撰述属于语法范畴，“史学从属于语法。”他将《史》置于第一卷即语法卷之末，视之为识字阶段的高端知识活动，但总体上属于初等教育的层次。这一点令人联想到西塞罗的一个说法，他说：“如果像我们那样著史，根本就不需要演说家，只要是个不撒谎的人足矣。”(Cic.， de Orat.II 15)(11)尽管西塞罗本人偏向于提高历史写作的修辞水平，强调历史写作所需要的高级训练；但是他的呼吁似乎反过来正好说明，正常情形下，罗马人以为掌握了语法，就可以从事于历史写作了。所谓“阅读历史是语法(初等教育)学习和修辞练习(中等教育)的必备内容。”(12)《史》包括四个条目，分别为：“论史”，“最初的史之作者”，“史之用途”，与“史之种类”。他对“史”的定义是：“史乃行事之记录，借此，前代业绩，斑斑可考。但希腊语中的‘史’源自于‘调查’，即目睹或了解。在古代，除非亲身经历者，或所记载之事为亲眼所见者，不得撰史。眼见比耳食更为可靠。眼见之物，无法欺骗。史学从属于语法，因为无论多么值得记忆的事情，终须载之于篇第。但是，史也被称之为纪念物，因为提供行事之记忆。又被称之为‘系列’，乃引申自被捆缚在一起的花束。”
    在伊西多礼看来，史学作品包括3个元素。他说：“史之元素有三。记一日之事为Ephemeris。我们称之为日志。因为被拉丁人称之为日志的，希腊人称之为Ephemerida。月历，记录每月之事。录每年之事，则为年鉴。每年发生的任何可资记忆的内政外交、海陆事务，录入到时政记(commentarii)中，因名年而名之曰年鉴。”
    由此3个元素，而有两种不同的历史写作体裁：史志与年代记。“但是史志涉及多年和多个时代，将每年的时政记辛勤地汇编成篇。史志也与年代记有别，史志是记录作者生活的时代，年代记则是我们所不曾经历的那些年岁。由此，萨鲁斯特用史志，而李维、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年代记和史志来编史。”
    在《辞源》中，伊西多礼也专门论述了编年史，但是，却没有出现在“论史”中，而是在另外一卷中单独加以系统论述：“论计时词汇”。编年史(chronicon)是个希腊语单词，但是，作者在此使用的是阴性名词“chronica”，而不是希腊语中的中性名词“chronicon”。(13)如果结合他本人称呼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作品时仍然使用中性复数，似乎可以说，当时，编年史已经有阴性和中性两种可能性了。
    对于编年史，他说：“如同希腊人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主教编订，杰罗姆神父翻译的作品那样，在希腊语中称为编年，在拉丁语中被称为时代序列，希腊语‘’(时)拉丁语译为‘tempus’(时)”。(Isid.，Orig.v 28)(14)接下来，伊西多礼囊括的条目包括：时刻和小时；天；夜晚；星期；月；黄道与昼夜平分；季节；年；奥林匹亚纪年、鲁斯特纪年(Lustrium，每五年一个周期)和50年纪年(Jubileus，每49年一次)；时代；时代记述(从第一个时代直到第六个时代)。(15)从伊西多礼的论述可以看出，编年史是以计时为基础的，亦以计时为主要功能；计时单位的最终和最大者，就是时代记述，从亚当开始，直到当下。这种时代记述的作品，就是编年史。因此，收录在《辞源》这一部分的“时代记述”，又被称为“小编年史”。
    诚如学术界公认的那样，用来指历史叙事的时候，年代记与编年史其实是一种体裁，分别对应于拉丁文和希腊文术语，即拉丁语作者偏好“年代记”这个说法，希腊语作者常用“编年史”。但是在伊西多礼的话语中，偏重于历史计时的作品又可以被称为“编年史”，对应于拉丁语的“时代记述”(Descriptus temporum)。“史志”与“年代记”的区分标准则是“时间属性”，即所见为“史志”，当代之前的史事为“年代记”。但无论使用哪种方式，或者使用哪种称呼，它们都是史学作品，属于“史”。
    虽然作者强调了“史志”与“年代记”之间的区别，前者属于当代史，后者类似于古代史。但是，二者的关系更为复杂一些。从他接下来所举的例子来看，史志与编年史可以出现于同一作品之中。他说：“李维、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年代记和史志来编史。”而李维、优西比乌和杰罗姆的作品，通常都被称为编年史，而其中竟然同时包含两种体裁。照字面来理解，似乎有些表达混乱，令人困惑。那么到底伊西多礼依据什么标准将编年史与史志区分开呢?其意义又何在?如果与古代学者关于体裁之别的类似论述进行比较，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
    二、《辞源·论史》与史学体裁辨析之变迁据现代学者考证，伊西多礼的《辞源·论史》，主要引自公元2世纪的作家葛利乌(Aulus Gellius)的《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16)葛利乌在该书第五卷中说：“有些人认为史志与年代记有区别，两者都是纪事，但是史志涉及自己的事情，讲述者在现场。而且他(阿瑟里乌 Sempronus Asellio，约公元前158-前91)说他本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这种论述)虽然包含某些合理性，因为希腊文‘史志’(Historia)意味着对当代事情的认知。但是我们通常说所有年代记都应该属于史，史则并非全部是年代记体裁的……史志实际上是事迹之表现或者展示等等。而年代记则是包括多年的事情，按照年代顺序，依次编订。当然，不按照年序，只是记录每天的事情这种史在希腊文中称Ephemris……年代记只是按年展示发生的和做过的事情，如同希腊人称之为 Ephemerida的日记一般。”(Gel.，V 5,18)(17)伊西多礼的话语确实与这段引文非常相似，史既是作为类名，泛指所有历史作品，又指一种特定的体裁。但是，在葛利乌这里，“史志”似乎是一切历史写作的元素。年代记也是在此基础之上包括多年的记述。而且伊西多礼也完全忽略了葛利乌随后那一大段关于史志与年代记之区分的论述。在这段话中，葛利乌援引前贤，按照“叙事内容”的详略或者说“修辞”来区分年代记与史志这两种体裁：“确实那些希望放弃年代记的人们、与那些试图全面描述罗马史事的人，一致认为，年代记只是按年展示发生的和做过的事情，如同希腊人称之为ephemerida的日记一般。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报告发生的事情，而且要展示事情的计划和缘由……(年代记)但记战争的开始时谁是执政官，战争又如何结束，以及谁因此而凯旋。没有预测战事，以及在此期间元老院颁布的敕令，法律和咨询，也没有交代事情背后的谋划：这是写作小孩子读的故事，而不是作史。”这种贬抑年代记，鼓励史志写作的偏好，其实在罗马历史撰述大发展的共和国晚期，就已经表现得非常鲜明了。
    在葛利乌之前两个世纪，罗马大学者西塞罗就从修辞的角度，贬抑过罗马所流行的年代记写作传统，提倡通过修辞来丰富和提高历史写作的水平。“你难道没有发现史志与演说家有多大的关系?”史志的基本原则是讲述真相，但是如何讲述真相，尤其引起西塞罗的关注。“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讲述真相)属于地基，而建筑物是由事和词汇构成：要考虑时间的顺序，地理的描述；他要首先揭示值得记述的大事中的谋划，然后是行为，然后是结果；从谋划中，作者表明他赞成什么；不仅包括史事中的言行，而且要交代以何种方式，有何种结果；以便揭示所有事情和计划或者偶然事件的原因，不仅包括当事人的事情，而且还有那些名人，他们的生平和特征；需要平衡词汇安排，和演说的种类，如何在流畅中不失平和地展开叙述，既没有严厉的指责，也没有广场演说中的那种批评。”(Cic.，de Orat.II 16,63-64)(18)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罗马史学史，他认为修辞化是罗马史学发展的结果，罗马史学史似乎就是在沿着修辞改进的道路不断前进。他说，罗马史学起源于非常粗糙的年代记。“早期之史志只不过是年鉴的汇编，为了保存公共记忆，从罗马建城直到大祭司穆奇乌(P Mucium，即Quintus Mucius Scaevola，公元前133年出任大祭司)，下令将每年之事加以记录，用白笔书之于板，民众有权知晓，至今我们称之为《大祭司编年史》(Annales Maximi)。”(Cic.，de Orat.II 52)(19)但是随着希腊修辞学的传入，罗马史学家开始逐渐注重修辞。尽管西塞罗认为结果还不是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