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的修辞压力，写作《高卢战记》的凯撒“希望为其他人做准备，以便写成史志。”(Cic.， Brut.262)(20)被西塞罗称誉为拉丁语天才的凯撒尚且如此，足见改良年代记的写作，就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反映了读者的诉求和史家的努力，促使后者对年代记的写作进行改良。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史》(Ab Urbis Condita)和塔西佗的《编年史》，沿着这一发展方向，充分利用修辞改造年代记，成功地创作了长篇年代记杰作。诚如李维所言：“新的史家自信他们或者提供更为确凿的史事，或者在书写技巧方面胜过古人简陋的文笔。”(Liv.，I 2)(21)与这种追求修辞的历史写作传统相比较，伊西多礼明确放弃了“修辞”这一区分标准，而仅仅保留了“时间性”标准。不仅如此，抛弃“修辞性”标准，也意味着告别古典的史学体裁区分模式；以“时间性”作为标准，不仅使得年鉴取代史志，成为历史写作的基本元素；而且意味着历史写作的计时功能与叙事功能并重，甚至在一定的场合压倒叙事功能。将史学体裁区分为“当代史”性质的“史志”，和“古代史”性质的“年代记”，还意味着历史写作诸文体之间形式上的差异淡化，其差异主要是因为其各自不同的时间范围，而不在于内容的简和繁。而编年史可以同时结合史志和年代记两种体裁，产生贯通古代史和当代史的“通史”，如果给予这一理解，“李维、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年代记和史志来编史。”则并非那么混乱，其实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为“用古代史和当代史来编史”，文从字顺。正是基于对时间属性的强调，使得伊西多礼沿袭传统，承认史志与编年史之别，但又沟通二者，淡化它们之间的区别。那么，伊西多礼为什么要强调历史写作的时间色彩呢?联系到伊西多礼在《辞源》中将编年史纳入到计时词汇，恰恰提醒了我们去考察古代晚期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所带来的史学作品计时功能的强化。
    三、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编年史是古代地中海-阿拉伯海地区流行的史书体裁。从最初的苏美尔王表，到王朝编年史，神庙编年史，名年编年史(Eponym chronicles)，同观编年史(Synopsis Chronicles)，等等，极其丰富。公元3世纪末在充分吸纳古代编年史写作营养的同时，突出自身特色，基督教编年史给编年体带来了新元素，推动了史学撰述的巨大更新。尤其是在大规模地简化其记事功能的同时，突出了它的计时功能，甚至可以说，早期的基督教编年史以计时为其主要功能。
    基督教编年史源自于宗教争论，即证明基督教是最为古老的宗教。(22)现存最早的进行具体历史论证的例子，来自于公元2世纪中后期的提奥费卢(Theophilus of Antioch，约2世纪中期)，他在作品中详细讨论了世界的时间问题。“我先从《谱系》开始，即从第一人(亚当)叙述。”(Theophil.， Three Books Ⅲ 23)(23)其后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约150-215)，朱利亚·阿非利加(Julius Africanus，约160-240)，希波利图(Hippolytus of Rome，约170-235)等人都有具体尝试，而最为知名的作者则是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ia，约263-339)。尽管围绕尤西比乌《编年史》的原创性，学术界存在着争议。(24)但是，其深远影响，却是史家所公认的。(25)尤西比乌的《编年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卷交代各国古代编年史，并与《圣经》的论述进行比较。第二卷是表格，从亚伯拉罕出生(亚述王尼努斯统治第42年)开始，逐年编排，直到当下。遇到重要的王国兴起，就增加一栏，王国消失，该栏随之消失。前后包括19个王国或城邦。(26)为了方便统计，避免给读者带来混乱，每10年一计算。“为避免数目的漫长次序带来混乱，我们将所有年数每10年一计，依次集中各族历史数据，互相比对，以便轻松展现，在希腊人的或者蛮族的某个年代，希伯来人的先知、列王、和祭司都是谁。以及那些所谓诸神，建城的英雄们，名哲学家、名诗人、王侯，和著作等身的作家们。凡是古人认为值得记忆的任何内容，我们都简要而集中地让它们各安其位。”(Eus.，Chron.praef.)(27)表格中的年代列在两旁，一以贯之的年代是亚伯拉罕纪年，即亚伯拉罕出生以来多少年，列在最左边。自亚伯拉罕第1241年开始，兼用奥林匹亚纪年法，直到叙事结束。(28)此外还使用了多种纪年法，对应于纳入编排的诸王国历史。文字在表格的中间，起初文字较少；自罗马执政官时代开始，即第67届奥林匹亚之第3年，亚伯拉罕第1507年，史事逐渐增加，几乎每年都会有记录。也越来越以罗马史事为主。至第212届奥林匹亚之第2年，即亚伯拉罕第2086年(公元70年)，犹太王国结束，就只剩下罗马一栏，完全是罗马史事了。表格逐年为行，最多时列有9栏，同时记录九个地区的史事。这种紧密的空间，虽然可以将并存的诸国史事一览无余，但是也限制了叙事的规模，最为恰当地体现了《编年史》的主要功能是计时、纪年，而以纪事为辅。
    尤西比乌决定从亚伯拉罕开始叙述，从而采用亚伯拉罕纪年法，并非仅仅出于计算精确的考虑，而是带有比较的意图，以基督教史为核心，整合世界历史。一方面，亚伯拉罕之时，信教或者上帝之约才真正开始，世界历史才真正迈向得救的历程。另一方面，异教徒有历史可以言说，也是从此开始。“其时几乎没什么希腊语、也没有蛮语，一般而言，没有异教的历史。这部小书梳理从亚伯拉罕和尼努斯以下直到当代的时代，因为可以自一开始就提供希伯来的亚伯拉罕，亚述的尼努斯和萨穆-拉马特(Semiramim)(的史事)。”(Eusebius et Jerome，Chron.Vol.II，praef.)(29)但是，他这样做，还因为所预期的读者是熟悉希腊史学的读者。他说：“以便轻松地展现，在希腊人的或者蛮族的某个年代，希伯来人的先知、列王和祭司都是谁。”实际上是将基督教史的年代换算为俗史的年代，以与之对应。由此导致他提出了与前辈们(尤其是阿非利加)不同的年代计算。阿非利加更关注年数的隐喻含义，神学考虑压倒年代学考证。
    尤西比乌以亚伯拉罕纪年，确立基督教在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也尽量让教会史的时间与异教徒(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历史相对应，甚至实际上在以异教徒的历史为坐标，来换算教会史的编年。从而不仅使得自己的这部世界历史年表符合基督教徒读者的口味，也面向异教徒读者，或者具有古典史学素养的基督徒读者。虽然近年来学者们质疑尤西比乌与君士坦丁皇帝的密切关系，(30)但是，尤西比乌通过《编年史》，充分糅合异教徒历史资料，以基督教史为中心，折中异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整理出普世的编年系统，及时地反映了君士坦丁皇帝在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之后的文化需要。同时兼顾到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两类读者，或许就是尤西比乌的《编年史》很快在罗马帝国流行开来的主要原因。
    在尤西比乌的编年史之后，《354年编年史》很有名。这部书是个大杂烩，包括献词，罗马帝国四大都的城市女神像，当朝皇帝生日，七大行星图，黄道标记图，月份图，二帝图，罗马的公共节日，复活节周期表，罗马城市长官铭刻，罗马主教表，罗马教会节日，部分手稿中还包括希波利图的《谱系》，罗马城区说明，世界编年史和罗马城市编年史。有些类似于首都市民知识手册。其中的世界编年史“汇编了自创世到今天的所有时代和年岁。”(Lib.，Gen.IIa 334,1)(31)从创世讲起，以人类的谱系、四大帝国的更迭和基督教的发展为线索，按照《旧约》的次序，列举史事，在关键性事件，往往标注“世界(亚当)以来多少年”。虽然过于简洁，也过于依赖于《圣经》，没有什么新意；但是这份杂烩异教与基督教成分的手册，与尤西比乌的《编年史》一道反映了时人对基督教世界历史的关注，尤其是对各种年表和历表的阅读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