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数百年间，续写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的作者众多。绝大多数续编者放弃了表格的表现形式，而采取叙述形式。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早期作品，是普洛斯佩鲁(Prosper of Aquitaine，约390-455年)的《编年史》(最晚的版本叙事至455年)。它从世界开创讲起，从亚伯拉罕出生开始，完全依赖于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因此他的作品又被称为《编年史摘录》(Epitoma)。从379年起则为他自己所编写，410年之后，叙述内容相对较多，直到455年。如果说尤西比乌奠定了基督教编年史的纪年框架的话，那么普洛斯佩鲁的《编年史》则提供了完整的叙事性世界编年史。虽然将表格改为叙事，行文不再为表格空间所限，可以依据作者需要，适当增加其叙事的内容。但是普洛斯佩鲁保留和发展了基督教会的历史内容，大大删节了其他古代王国的历史，使得囊括世界主要古代王国历史的“全史”色彩淡化，从而强化了“基督教史”的色彩，使得基督教编年史从“全史”转化为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世界史”。
    但是最大的变化发生于纪年法领域。由表格而改为叙事，使得原本在各个空格中平行并列叙事，变为在一个空间序列中依次讲说，于是乎用何种纪年法为纲的问题重新变得突出起来。总的说来，尤西比乌的亚伯拉罕纪年法，和罗马世界流行的罗马执政官纪年法(《执政官年表》[Chronica Consularia]所代表(32))分别是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纪年核心，也是罗马帝国晚期使用最为频繁的纪年法。这套体系的存在，使得采用其他体系变得容易起来，因为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个换算问题，即将新纪年法的起始之年在亚伯拉罕纪年与罗马执政官纪年体系中加以定位，然后将其他年份系统地换算为新纪年法即可。因此，由表格而叙事的变化，在为新纪年法的诞生提供空间的同时，也为其准备了知识前提，新纪年法中尤以各种基督教纪年法最为繁多，大体有以下几种：
    普洛斯佩鲁所用的新式纪年法主要是耶稣受难(Passio)纪年法。在耶稣受难之后，他同时采用执政官纪年和耶稣受难纪年法。“从我主耶稣基督受难开始的历史标明执政官名年。”(Prosperi Tironis，Epitoma Chronicon 390)(33)一直到受难第428年，即公元455年，罗马贵族埃提乌(Aetius)被杀，瓦伦提尼(Valentinian)皇帝也随之去世。“受难第428年，瓦伦提尼第八次和安提米翁第一次任执政官，埃提乌死后，不久瓦伦提尼去世……”(Prosperi Tironis，Epitoma Chronicon 1375)(34)6世纪初元老卡西奥多路的《编年史》运用了“复活节纪年法”(Anno Paschalis Christi)。自奥古斯都第13次任执政官和保罗任执政官那一年，即公元3年，他开始用复活节纪年取代罗马建城以来的纪年法(第754年)。(35)这一纪年法似乎预示着后来的“公元纪年法”的兴起。(36)源自于4世纪初帝国税收改革的小纪(Indictio)纪年法和帝制确立的帝元(aera)纪年法。小纪纪年法的最著名代表是6世纪初期在君士坦丁堡写作编年史的马尔塞里努(Marcellinus)，他“(续接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小纪和执政官纪年记录140年间东方帝国的史事，即自第7小纪，和奥索尼乌与奥利布里乌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也就是大提奥多西(Theodosius I)被立为皇帝的那一年，一直到曼努担任执政官，即第11小纪。”(Marcellinus，Comitis Chronicon praef.)(37)马里乌(Marius of Aventicensis)主教的编年史(至581年)也沿用这一纪年法。(38)从政治上来说，帝元纪年法是纪念奥古斯都·屋大维结束内战，战胜对手，统一罗马世界，创建罗马帝国。从历法方面，则源自于他的前任尤里乌斯·凯撒的历法改革，由太阴历改为太阳历，以1月1日为岁首。从现存历史文献来看，在西部地区西班牙比较流行这种纪年法。西班牙的帝国纪年法自公元前38年1月1日开始，(39)在伊达提乌(Hydatius)对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续写中开始使用，但是也有可能是后来的抄录者所为，因此蒙森在编辑的时候，把它们都放在方括号中。(40)7世纪初，伊西多礼在写作《哥特史》的时候，系统使用了这种纪年方法。(41)书里面不仅出现了“帝元某某年”，也使用了“帝元前12年”，应该是个比较成熟的纪年体系了。如果说伊西多礼还只是在关键年份标注这一纪年方法，那么8世纪的续编者则几乎以这种纪年开始每段的论述。(42)大约在7世纪，从这些纪年法中发展出“世界纪年法”。“世界纪年法”源自于世界历史总年数计算，一般的基督教编年史往往会在讲述完划时代性历史事件之后，在行文之末，计算自亚当以来的总年数。尤西比乌和杰罗姆就在少量关键性年份，标注世界总年数。正是在这一使用习惯中，计算世界总年数的使用逐渐频繁化，最终演变为系统的纪年法，其位置也相应地从每段记叙之末尾，转移到段落之初。如《452年编年史·下部》。而最有代表性的使用者，仍是伊西多礼。在他创作的小《编年史》中，世界纪年法纪年还置于对应史事的后面，保留了原来的功能，即标注世界的总年数，但几乎每件事情后面都用世界纪年法加以标注。(43)在大《编年史》中，则更将世界纪年法放在重要历史事件的前面。稍晚，希腊文《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a Paschalis)在皇帝登基之年一般要标注世界纪年，如“戴克里先出任第33届罗马皇帝，统治20年，世界第5814年。”(44)它提供的世界纪年法随之成为正统的“拜占庭世界纪年法”。
    各地流行的世界纪年法都略有出入，如伊西多礼将戴克里先登基年数推算为“5502年”，比《复活节编年史》要早近300年。而《复活节编年史》的作者又将摩西安排于世界第3377年，反而要比伊西多礼所给出的年数“第3728年”要早400多年。约100年后，英吉利僧侣比德一反习惯做法，采用希伯来文本《旧约》提供的年数，将戴克里先登基系于世界第4258年。(45)尽管具体年数不同，但是，中古早期东西部基督教世界都接纳了世界纪年法在编年史创作中的正统地位。采用世界纪年法与基督教编年史计算世界历史总年数的功能相表里。诚如6世纪末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所间接表达的那样：“我并没有象《编年史》那样把年代总数计算出来，因为我未能确切地查出几任主教之间的职位空缺时间。”(Gregory of Tours，Libri Historiarum X 18)(46)基督教编年史起源于比较基督教史与异教王国历史的历史悠久性，并最终计算世界历史的时间总数，偏重于计时。为此逐渐发展出种类繁多的纪年方法。随着基督教编年史的大发展，史学撰述的计时功能备受重视，编年日益成为各种历史作品的基础。虽然记录当代史的史志与记录古代历史的编年史各有其时间属性，但是，随着通史性编年史的流行，不仅史志与编年史两种体裁经常融合于一部作品之中。而且，越来越多的史书贯穿古今，简化历史叙事，彰显计时属性，叙事色彩相对弱化，从形式上与编年史趋同，甚至出现了“史志”与“编年史”互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