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志与编年史的互称依据拉丁文译者杰罗姆，尤西比乌所著编年史的名称为《正典编年全史》(Chronicorum Canonum omnimoda historia，见Jerome，Liber de Viris Illustribus 81)(47)而他在列举自己的作品时，称呼这部作品为《全史编年》(Chronicon omnimodae historiae，见Jerome，Liber de Viris Illustribus 135)。(48)这里，有两点值得提出。第一他用“全史”，与尤西比乌在序言中的交代相吻合，“值得记忆的任何内容”。第二，他称前者为“史志”，后者用“编年”，这大概是因为尤西比乌的作品第一卷是各古王国历史摘要，用“史志”似乎更为贴切，而杰罗姆只翻译和续写了第二卷，即“编年史表”，用“编年”作题较为适宜。但是，应该说，杰罗姆的这种使用方式，也显示“史志”与“编年”之间没有了古典时代的那种严格区分。
    通过追溯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被拉丁学者称引的情形，可以很好地说明，在古代晚期编年史与史志之间可以互相替代使用。例如阿奎丹的维克托(Victor of Aquitaine)于457年编订周期为532年的复活节表，他说：“因此翻检古人的可靠史志，自然是极其博学和富有教养的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的编年史和前言……由于这位可敬的尤西比乌开始其计算年代之史志(chronicorum historiam)。”(Victorii Aquitani，Cursus Paschalis 7)(49)此后，西班牙的伊达提乌说：“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用希腊文结束其计算年代之史志(chronografiae historia)……杰罗姆神父续写史志至瓦伦斯皇帝(Valens)第14年。”(Hydatii Lemici，Continuatio Chronicroum Hieronymianorum 3)(50)伊西多礼本人说：“我们的阿非利加首先用史志的简要笔法提供了列国和(《旧约》)谱系的简史。此后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和圣杰罗姆为列国编订了计算年代(即《编年史》)的多重史志(chronicorum canonum multiplicem historiam)，为时代排序。此后还有其他作者。尤其是突尼斯主教维克多，通过续写上述史志，叙述了直到小查士丁出任执政官时候的事情。”(Isid.， Chronica Isidori Iunioris 1)(51)6世纪末由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完成的《历史十书》(俗称《法兰克人史》)是篇幅宏大的史志。除第一卷外，九卷篇幅讲述法兰克王国的历史，在第四卷之后，就是他所亲身经历的史事。在作品结尾处他强烈要求后人不要删节他的作品：“继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之后主管都尔教堂的上帝的主教们!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凭一切犯罪者感到可怕的审判日，若是你们不愿意狼狈不堪地从审判席前离开，去和魔鬼一同定罪，那我就请求你们大家千万不要从这几卷书里挑选某些部分，略去其他部分，因而使它们遭到损害或被改写，而应该使它们在你们任职期间保持完整无缺，就象我亲自留下的一模一样。”（52）作者内心深处的巨大幽隐，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是担心，风气使然，他的史志会被压缩改编，成为摘录体作品。
    果然，历史的发展证明他的先见之明，反衬时代风气之强势。就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历史十书》就被人们缩编为两种，一种是删节了教会史内容，并缩编其法兰克王国政治史的内容，基于这一版本流传统绪，他的作品被称之为《法兰克人史》。而另一种则正好相反，删节其法兰克王国政治史的内容，并缩编其教会史的内容，形成了《法兰克教会史》的版本传统。(53)7世纪的编年史家弗里德加在其作品中，抄录的就是《法兰克人史》的那个版本。
    弗里德加将格雷戈里的这部作品称之为“编年史”。“以上帝之名，下面是第四卷的目录，这是从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编年史》中摘录的。”作者并不是偶然地如此称呼，在该书的其他地方，同样将格雷戈里的作品称为编年史，“权贵埃提乌斯(Aetius)被这位编年史家的纪事所赞颂。”甚至将格雷戈里称为“编年史家”：“有福的杰罗姆，伊达提乌和某位智者，或者是伊西多礼和格雷戈里的《编年史》从世界起源一直非常勤勉地讲述到贡特拉姆王的统治结束。”(Fredegar,Chron.V praef.)(54)但是，诚如伊西多礼所言，编年史与史志的互称，并不能从根本上摒弃二者之间的区别。在罗马帝国晚期和中古早期，相比于编年史的强势地位而言，作为独立的体裁，仍有不少史志体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小类：教会史和蛮族王国史。教会史记录教会的发展，记录教会发展过程中的好人好事。基本上属于当代史范畴，具有比较鲜明的修辞化色彩，篇幅相对浩繁。优西比乌本人就是这一体裁的开创者，而5世纪高卢大作家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约363-425年)的《编年史》(Chronicorum Libri)则是第一部通史类教会史，从亚当一直讲述到当代。(55)8世纪最著名的教会史当属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
    而蛮族王国史则围绕执政的王族，追溯其所代表的蛮族的起源、发展，和在罗马帝国境内获得统治合法性的经历。最早的代表作是乔丹的《哥特史》，后期的代表作包括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也包括伊西多礼的《哥特王国史》。伊西多礼在该书的前言中交代：“在许多世纪中，他们有王国和国王，但是由于没有记录在编年史中，也就被忽略了。但因为罗马人攻击他们，他们展示了德行，因此在史志中有交代。这里有必要依次展示其时代和列王，以及其他在史志中记载的事迹。”(Isid.，De Origine Gothorum 2)(56)认为哥特人的历史在涉及古代史的编年史中没有，只有在涉及当代史的史志中有，因此，其《哥特史》就如同萨鲁斯特一样，是用史志的方式来写作的历史。
    尽管教会史和蛮族王国史采取了史志的体裁，但是，这些史志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往往都比当代史要宽泛得多。优西比乌的《教会史》从耶稣开始讲起，跨越近四个世纪，塞维鲁的教会史所涉及的时段前后跨越数千年，而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则自罗马帝国开始，讲述到730年。蛮族王国史所讲述的时间段也很久远。因为他们要追溯蛮族的起源。都尔主教格雷戈里除了从罗马史家的转述中寻章摘句，拼凑法兰克人的早期历史，更在第一卷摘录了优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自亚当开始讲起。伊西多礼的《哥特史》，自哥特人的起源讲起。虽然作者认为哥特王国的历史总共为256年，即从369年至625年，这是他讲述的重点。但他追溯哥特人的渊源至公元前一世纪，距当时有600多年。
    在这种历史撰述背景之下，伊西多礼对史志与编年史的界定和区分就变得极其符合实际。从理论上讲，编年史与史志分别对应古代史和当代史，是不同的历史写作体裁；但是从实践上讲，编年史是通史，包括史志在内。而且由于史志与编年史的构成元素，都是编年，使得二者来源上同一，形式上变得大同小异。时限上的差别，因为体裁的灵活性而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方面，史志所涵盖的时间段，往往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另一方面，编年史也可以很短，在续接前贤的前提下，只写作当代部分。因此，编年史也可以被称为史志，史志反过来也可以被称为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