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规定明治、昭和走向的“执拗低音”
    1868年1月15日，明治天皇宣布了他的“发扬国威”意旨：“宜大力充实军备，光耀国威于海外万国，以应答祖宗先帝之神灵！”(30)3月14日，明治天皇再度发表了他的“海外雄飞”大略：“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31)而从1926年裕仁天皇即位后所颁布的一系列“诏敕”看，昭和的主张显然延续了明治意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朕赖皇祖皇宗之威灵，继承万世一系之皇位，总揽帝国统治之大权，以行践祚仪式。率由旧章，聿修先德，庶几无坠祖宗之遗绪。惟以皇祖考叡圣文武之资，恢弘天业。内敷文教，外耀武功，颁千载不灭之宪章，固万邦无比之国体……(今当)明徵皇祖考之遗训，继述丕承皇考之遗志……”；(32)“尔臣民宜骋思神武天皇之创业，使皇图宏远，念皇谟之雄深，和衷戮力，日益发挥国体之精华，致力克服时艰，以助国威昂扬，以对祖宗神灵”；(33)“宣扬大义于八纮，以坤舆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34)1932年1月8日，昭和天皇还以日本最高统帅的身份，表彰了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之“功绩”：“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汝将士宜复坚忍自重，以此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朕厚有望焉！”(35)在上述“诏敕”中，有这样几个共同点值得关注：一是指向性或曰目标性十分明确，即明治与昭和均以“海外雄飞”和“宇内扬威”为职志。其中，明治所奉行的“大日本主义”和昭和着力实践的“大东亚主义”，名异而实同。二是连续性或曰超时代性特征非常明显，两者都继承了千百年来的“列祖伟业”和“先朝宏谟”，时代的变化和当下的妨碍，在祖训之“定量”面前只是“变量”，而且是可以藐视的“变量”。三是执著性或曰目的单一性。为了实现锁定的目标，日本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扰，然后专注目标，为此甚至举国玉碎亦在所不惜。这些特征，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明治和昭和天皇为什么分别成为“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的发动者或追认者，即使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也曾有过看似“消极被动”实则“怯于冒险”的情绪性波动。(36)实际上，“八纮一宇”能够成为日本政要思想与行动的自明前提，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壬辰倭乱”及其败退记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因由，为我们探索后世难以违拗的深层规定性，提供了令人瞠目的原始记录。
    日本历史学者杂贺博爱，早年在《大西乡全传》中谈及西乡隆盛的“理想”时这样写道：“翁之理想，实在于耀皇威于八纮，布道义于四海。翁大陆经营之大理想，亦实存于此。本欲自膺此大任，横刀荒原，怎奈时势不利，事与愿违，终化故山之露。”(37)杂贺此书出版于1937年5月。2个月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西乡被恢复名誉以来频繁掀起的“西乡热”中一个小插曲而已。事实上，天皇特赦令下达后，颂赞西乡的著作就像决堤之洪水般涌向全国，如《日本伟人传》、《西乡南洲遗训》、《西乡隆盛传》等。而当时流行最广的，莫过于内村鉴三(1861-1930)的《代表的日本人》。书中，西乡隆盛赫然名列榜首，而该书的出版时间，则刚好是“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内村认为，支配西乡行为的动力有两点：一是统一帝国的实现，二是征服东亚。(38)“日韩合并”的1910年，是西乡战死第33周年，也是“西乡热”臻于巅峰之年。就在这一年，西乡开始以“国权论”和“亚洲主义”先觉者的名义受到追捧。石原万岳等创作于1911年的《东京铜像唱歌》这样写道：“朝鲜今我有，堪慰吾翁心！”不仅如此，由黑龙会编纂的《西南记传》(1909-1911)，还详细记载了西乡“征韩论”之始末，认为西乡的榜样力量将非常有助于对韩政策之最后决断。此外，北一辉对西乡之膜拜，自不待言，头山满、内田良平和荒尾精等大亚洲主义者或大陆浪人们，不但以西乡为偶像，还每每自命为“当代西乡”。后来，三岛由纪夫在《与铜像的对话》中这样感慨：西乡身上“具有能与日本人内心深处最危险要素两相契合的美！”--这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三岛本人的终局。(39)日本近现代史上经久不衰的“西乡热”，凸显了以下醒目逻辑：西乡是“大亚洲主义”的先觉者和“八纮一宇”理想的支持者，而这一先觉者和支持者的实践端点，便是“征韩论”的推出。于是，对西乡何以会提出“征韩论”并异常固执的深层背景，便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历史上，西乡所在的萨摩藩，是一个“征韩”观念普及并深入到每个角落的地方。这固然与作为“朝鲜之役”急先锋的岛津义弘(1535-1619)的军事行动有关，但更与岛津氏留给当地乃至整个日本的、以“征韩”甚至“征明”为主要内容的“乡中教育”传统密不可分。有研究显示，无论是“征韩论”的主张者西乡隆盛还是后来实践者的大久保利通，也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军事指挥官抑或政治领导者，几乎均程度不等地接受过这类野蛮侵略他国的“乡中教育”。(40)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时期“征韩论”的最坚定支持者，刚好出自九州、四国和“中国”(41)等地。这些地方也恰恰是丰臣秀吉侵朝时“七大番队”将士的主要来源地。经过德川二百余年的历史，番队将领的后人们依然继承着先人的遗愿。这使琴秉洞的下列观点具有了重要的参考意义：单纯以“毗邻朝鲜的地理因素”和“外压转移的政治意图”来解释九州人率先发起的“征韩”行动，显然因忽视了当年的历史因缘而变得十分牵强。(42)那场几成“乡中教育”范本的战事，发生于1592-1598年，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朝鲜称“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明朝称“万历朝鲜之役”。而埋葬了大量耳鼻的“耳(鼻)塚”，位于今日本京都市，是400多年前日本军在朝鲜实施惨烈杀戮行动的最具象征性的物质遗存。关于耳鼻的数量，有人曾做过以下统计：日本发动大军16万人，杀害朝鲜人18.5738万，中国人2.9014万，共计21.4752万人。现埋于平安城(今京都)东大佛殿旁，筑笼土中，上立石塔。(43)关于朝鲜民众的反应，林罗山(1583-1657)写道：“朝鲜人来贡之时，到塚下，诵祭文而弔之，哭泣曰：此辈是输死报国者也。”(44)据研究，“征韩论”被正式提出的前一年，西乡曾与明治天皇一道“西国巡幸”(1872年5月23日-7月12日)，行至“耳(鼻)塚”时曾驻足小憩。(45)虽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言其君臣之间已商定了“征韩”意向，但7月19日，原为“参议”的西乡隆盛，却迅速被拔擢为“陆军元帅兼近卫都督”。从前述黑龙会所辑《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的蛛丝马迹、明治天皇面对西乡辞职却依然保留其“大将”职务的不舍心情(46)以及明治大赦后西乡被盖棺定论为“大政复古大功臣”并再封“正三位”等情形看，西乡被征讨，只是因为与岩仓具视等人的意见相左并最终举兵反叛，而未必真的就有违国家尤其是天皇本人的根本意志。于是，探明天皇的意志与“朝鲜之役”之间的关联等问题，就成为一个不可小视的关键。
    丰臣秀吉死后，其当年的支持者后阳成天皇(1571-1617)，曾为丰臣氏追赠了“正一位”官品，并授予“丰国大明神”之神号。同时，还在东山阿弥陀峰上建造了占地30万坪(一坪约3.3平方米)、社宇达数十栋规模的“丰国社”，丰臣从此被托向神殿。可是，德川政权建立后，不但立即将庙宇拆毁，更将社殿移诸妙法院，神号亦改为“国泰院”。此后二百多年间，盛极一时的丰国大殿，社地荒芜，杂草枝蔓，直到幕末。(47)德川幕府之所以会采取以上措施，既有否定丰臣政权并取而代之的寓意，也与德川家康(1542-1616)并不赞成那场“无谋”的战争有关。然而，到了明治时代，日本的国家走向明显呈现出对前朝政治的“否定之否定”态势。结果亦如大家所看到的，不但经国理念和目标设定大踏步地退至德川幕府以前，其对外关系原则，也同时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这种逆转，展开于明治与昭和未尝间断且逐步升级的“外征”行动中，而这些行动的前期准备工作，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措置于对丰臣秀吉的形象重塑和意义提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