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以来呈现于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偏正两极结构，引发了日本“去中心化”的“中心化”冲动，(112)并从此前赴后继地展开了取代中国中心、使日本一极卓立的武装突进过程。然而，问题本身并非如此简单。“封贡体系”的巨大惯性和幕府在“明清鼎革”后垒建于“中华自居”心态下的“价值隔离墙”，使日本不但不可能迅速抛却千百年来的区域价值观，其全力以赴取代中华的努力，还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它的“宗藩”意识。明治四十三年(1910)“日韩合并”，明治天皇又于8月29日颁布了册封朝鲜皇帝为“李王”的诏书。(113)至于福泽谕吉，当听到“甲午战争”日本战胜的消息后曾一度乐不可支，竟成为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大的欢喜者和满足者”。(114)于是，日本近世以来处心积虑构筑的“小中华”体系和为实现这一体系而亟欲颠覆“大中华”体系的焦虑和冲动，终于在福泽的欢娱中，庶几得到了缓释。但这却意味着，明治以来的日本命题，在相当意义上应该是前近代东亚老问题在近代化名义下的翻版，尽管这丝毫不会妨碍明治时代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
    然而，日本的思想和行动却日益清晰地表现出它的“误算”本质。首先是日本与东亚各国的关系问题。从室町后期到明治，日本脱离“封贡体系”已长达三四百年。如此而突然萌生出利用东亚固有价值网络来确立日本中心的想法，本来就给人以不自然的突兀感。朱元璋早年在说到“十五不征国”时曾对日本附过特殊的说明，其“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云者，已不异于把日本排除于“封贡体系”之外，即使后来中日间仍断续保持了百余年的类似关系。这也似乎表明，无论胡惟庸事件的日后解读有哪些可以讨论的疑点，但明朝皇帝的明确态度，实不啻对未来中日关系所作的历史性预言，也不啻对东亚各国所发布的前近代国际关系宣言。在这样的历史延伸线上，日本即便表里如一地与东亚各国真诚合作，尚且难以打消遭受过“壬辰”祸乱者的疑虑，更不要说其屡现迭出的南辕北辙言行了。这意味着，曾经损害过“封贡体系”的日本，其所谓“近现代”的行动还进一步伤害了东亚“后进国”人民的感情。让一个对东亚固有的伦理关系原则全无尊重的国家来统摄东亚，事实上已鲜存可能。此亦如西嵨定生教授所说：“日本可谓东亚世界生下的‘鬼子’，这个鬼子通过咬破自己母胎的行为和促使东亚世界解体的行动，才变成了近代世界的一员。”(115)而“近代世界的一员”，则正是日本的第二个“误算”，它体现在与欧美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出于肢解前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并保持国际均势的考虑，某些西方国家的确借用过日本的力量。可是，当欧美列强发现最后想彻底打破国际均势的国家未必就是中国，而是他们曾经倚重的同盟国日本时，来自欧美的限制甚至制裁，便自在情理之中。如前所述，日本一以贯之的野心是如何吞并琉球、朝鲜、中国台湾、中国东北乃至中国全境，而不是什么文明战胜野蛮等行动。于是，当它的堂皇理由被世界舆论所拆穿，特别当相应的限制和制裁纷至沓来时，日本便会举全国之力，并通过各种外交手段与欧美列强进行各种周旋和交易，一旦手段奏效，便又会回到原来的老路，并为加速实现其既定目标而全力以赴。而当它的全部心机和招数已消耗殆尽时，铤而走险，向一直被它当做道具的“国际法”宣战，便成了日本唯一的选择。重要的是，由于“联亚拒欧”的“兴亚论”骗局早已为东亚各国所识破，特别是当被日本肢解了的传统“华夷秩序”中的东亚各国开始认真对待“国际法”，进而掀起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等运动时，日本还必须独自面对来自亚洲和欧美的双向挤压。与最终保全了国家独立和版图相对完整的中国不同，利用“兴亚”、“脱亚”和“征亚”把戏充分玩弄了东西两大国际关系规则的日本，因“二战”战败和美国的军事占领，反而使自身无法保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东亚诸国对日本的防范有加，又不断在昭示着该地区在新旧国际关系规则变化过程中曾经遭受过的愚弄，以及对这种愚弄的历史性反弹。
    然而，促使那些“愚弄”手段得以出台的潜在力量，似乎才是问题的关键。尤其当我们发现日本的这类做法并非孤例，而是连续不断、首尾一贯时，则阻断阶段与阶段或时代与时代之间事实关联的研究，便不符合历史上日本人自身的说法和做法，却符合现代日本学界的个别表述。有学者认为，“满洲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均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卢沟桥事变”当属偶发事件，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东亚战争也是两场不同的战争。(116)这一看似“新见解”的说法，早在竹内好发表于1959年的长文中，就已经有过清晰的表述。他说：“大东亚战争，既是殖民地侵略战争，同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尽管这两个侧面事实上已被一体化，但我们却必须对其做出逻辑上的区分。日本并没有要侵略美国和英国的意图。它虽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殖民地，却并无夺取荷兰本国的想法。由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但由帝国主义来裁判帝国主义，也同样鲜存可能。”(117)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表述，因为对战争的个案和碎片化处理，除了使人看不清中日乃至东亚战争的真正原因外，还极易通过“同义反复”式的语言游戏，导致“责任”和“教训”都无从谈起的欺瞒；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符合实际的表述，因为它以不经意的方式道出了日本的主要目的在于独占东亚这一基本事实。这些无意当中透露出来的真实信息，至少比至今仍貌似“不解”地追问“日本人为什么会走向战争”等说法要诚实一些。(118)
       注释：
    ①参见鄭樑生：《明·日関係史の研究》，東京：雄山閣出版，1985年；西里喜行：《清末中瑠日關係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5年；岡本隆司：《馬建中の中國近代》，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年；戚其章：《甲午战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東京：青木書店，1999年；筒井清忠編：《新昭和史論：どぅして戦争をしたのか》，東京：株式会社ゥェツジ，2011年；北岡伸一：《外交的思考》，東京：千倉書房，2012年；等等。
    ②佐藤信など：《詳說日本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第340頁。
    ③井上寿一：《日本外交史講義》，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第17頁。
    ④参见《篠原冬一郎への書》(明治八年十月八日)，大西郷全集刊行会編：《大西郷全集》第二巻，東京：平凡社，1927年，第842-844頁。
    ⑤参见小川原正道：《西南戦争》(中公新書)，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年，第227頁。
    ⑥黒龍会編：《東亜先覚志士記傳》上巻，東京：原書房，1974年，第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