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首尾连贯的日本课题日本式“东亚观”或曰“既定目标”的早期构想者和亲身实践者，是上文中频繁出现的丰臣秀吉。关于他何以会掀起421年前的那场战争，学界的说法莫衷一是，但丰臣秀吉本人的表达似乎才最为重要。从以下的陈词中不难发现，丰臣秀吉的意志不但十分坚定，而且对自身所要达到的目标亦丝毫不加掩饰，这个目标是：“直以其军进冲朝鲜，席卷明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58)为了顺利实现这一愿望，丰臣秀吉曾以“予当于托胎之时，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曰：日光所及，无不照”的自命不凡口吻，对朝鲜利诱恫吓。(59)据说，在发动侵朝战争之初，丰臣秀吉还制订过“七条”约定。其第七条为：“秀吉以鞭影，先取高丽国八道，然后大明国四百余州，然后南蛮、切利支丹国，其外则至于远岛，皆欲奋武运之所极而割取之。”(60)而且，出阵前丰臣秀吉还与部将约定，倘攻下明朝，将赐予加藤清正“明土二十国”，而作为锅岛直茂参军之彰表，亦许以大明广袤之领地云。当丰臣秀吉闻知占领汉城的消息后，又旋即发布了“明征服二十五条计划”。其第十八、十九条谓：恭迎天皇行幸北京，奉京城周围十国之地以为畿内；以秀次为大唐关白，与之百国之地等等。实际上，按照贯井正之的说法，秀吉欲将中国分与属下的狂想，当萌生于1585年。(61)不仅如此，从《毛利家文书》和《锅岛家文书》的记录中还可得知，在丰臣秀吉的宏大计划中，除朝鲜、明朝和南蛮等地外，印度也被纳入他的征伐对象中。而且据称，丰臣秀吉曾为此做过规模可观的设计。(62)以上种种表明，对土地和财产的贪求与占有欲，才是丰臣秀吉发动那场战争的真实动因。在他所圈定的范围中，“切利支丹”与“南蛮”反映了丰臣秀吉对西洋宗教和经济势力的恐惧和嫉恨，所以“征服”云者，更多表达的是如何阻止“异类”侵蚀日本的情绪；印度地绝辽远，难以遂愿，尽管丰臣秀吉曾为此做过相应的设计。至于明朝，恐怕才是最吸引丰臣秀吉的地方；而朝鲜，则不过是“征明”的跳板而已。问题是，丰臣秀吉的征服对象，为什么会是上述国度并且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显然，这与他当时的“世界观”有关。中世时期(一般指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即所谓“本朝、震旦、天竺”(即日本、中国、印度)。虽然日本在中国、印度和朝鲜的政治文化影响下建立起自身的国家权力，但不久打出的逆转式思考--“神国观”，却试图使人承认，日本也是一个可以自律的世界，而且还是其他世界所无法比拟的世界。这在室町时期“三国一”和“三国无双”等流行语里所反映出来的自大情绪中，表现得十分清楚。(63)由于日本中世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所处的安土、桃山时期，首尾相接，加之“应仁之乱”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64)埋头于“下克上”的征战已变成军事将领的主要课业，因此，指望丰臣秀吉的世界知识会与明治时代媲美，实为困难。(65)毋庸讳言，丰臣秀吉在对外扩张中碰到了前近代“东亚世界”的规则，并且该规则还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障碍”摆在了他的面前，诸如出兵朝鲜后明朝军队的介入、停战谈判只能在中日双方进行以及和平的前提是日本接受明朝册封等。但是，仅凭丰臣秀吉的卑贱出身就断言他完全不通世情，也不乏臆度之嫌。当我们比照两个不同的“和平条件”版本--丰臣秀吉本人的“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和《李朝实录》中由他人改撰的丰臣秀吉“降表”(倭表)时发现，在前者以“求婚”、“准贡”、“割地”为目的的“七条”内容中，(66)并没有后者“伏望陛下廓日月照临之光，弘天地覆载之量，比照旧例，特赐册封藩王名号”之类的“求封”说法。(67)而在明朝，人们也确实无法找到丰臣氏七大讲和条件的文本，所能看到的，除了明廷令日使(内藤忠俊)转达“一，勒倭尽归巢；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这“三事”外，(68)就是现收藏于日本、有“既封之后，不敢别求贡市”(敕谕，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和“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诰命)字样的万历帝册封敕诰。(69)表面上看，明廷所见之丰臣秀吉讲和内容，应该是《李朝实录》中的文本(70)或与此相类似、有“乞封关白丰臣为日本国王”字样的“小西飞禀帖”，(71)否则，记录于明朝方面的文字和日本收藏之“敕诰”内容中就应该有对“求婚”、“准贡”和“割地”要求的回应，当然也就不该有丰臣秀吉未曾提及的“册封”了。但是，尽管在中日和谈信息不对称问题上有过林林总总的解说，但以下几点似乎才是关键所在：1.丰臣秀吉朝鲜出兵的真实目的被掩藏在恢复“勘合贸易”的堂皇理由中；2.沈惟敬、内藤忠俊和小西行长从中制造了一系列有道理却无效果的欺瞒；3.丰臣秀吉有意破坏“封贡”规则的冥顽意志使然。其中，第一点决定了第二点，而第三点又从根本上决定了前两点。
    明朝军队的出动，使丰臣氏征伐朝鲜、并吞明朝甚至印度的气焰无疑为之大挫。于是，坐下来谈判，就成为他“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也是唯一选择。“勘合贸易”之恢复，无疑是他的条件之一。但作为“封贡体系”的固有规则，“册封”几如入场券一般，乃是嗣后一切关系缔结的前提。室町幕府时代曾有过的中日关系，堪称这类关系的典型。丰臣秀吉和谈条件中所谓“勘合近年断绝矣”，表明他对那段历史是有常识的。有常识却不提“册封”而唯求“贡市”，只能说明他是有意为之。然而，负责和谈的直接参与者，为了达到目的，便只能在“贡市”的前提--“册封”上下功夫。于是人们看到，“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几乎成了这次和谈的核心内容。可这显然不是日本方面的初衷。根据《南旧记玄圃和尚笔》记录可知，文禄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提出的欲与明朝通婚和割取朝鲜四道的要求，一开始就被明廷代表严词拒绝。丰臣秀吉得知后依然责令日方代表坚持他的意见：“大明日本不行婚嫁礼，则以何表诚意乎？不然，朝鲜八道中，四道者应大明命，可还于朝鲜王，四道者可属太閤幕下，押大明皇帝金印。中分朝鲜国，可割洪沟。结嫁娶盟耶？中分朝鲜耶？两条之中，不随太閤所思，大事难成矣！”(72)这几近无赖的要求，再次遭到明廷使者的严正驳斥。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与此次谈判之预备谈判(5月28日)的日本人中，小西行长赫然名列其间。(73)这意味着，明廷原则的不可犯渎，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肯参与同沈惟敬和内藤忠俊的密谋并最后决定呈给明廷前述的文本，(74)与他了解明朝可能接受的和谈前提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丰臣秀吉听到神宗皇帝要“册封”他为“日本国王”后的“震怒”，显然不是因为明廷“既封不与贡”的措辞，而是他的谋略被戳穿和割地条款未逞。事实上，但求“贡市”而不求“册封”的做法，也只能得到明廷的同样对待，于是，“既封之后不敢别求贡市”，与其说是明朝在违背“封贡关系”规则，不如说是对丰臣秀吉违规行为的反制手段而已。这样讲的理由还在于，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文禄二年、宣祖二十六年)11月20日，朝鲜都元帅权慄就已经知道了丰臣秀吉的谈和条件(和亲、割地、求婚、封王、准贡、蟒龙衣、印信等，实为前面两种文本的混合物)，并迅速呈递给朝鲜国王宣祖。宣祖知之而明廷反而不知，这在明军舍生忘死驰援朝鲜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宣祖得到权傈的报告后，旋即召集臣下沈守庆、柳成龙、李恒福、沈忠谦等急议，并且还物色了堪将此讯达至明廷的人选(崔岂、张云翼等)。(75)不仅如此，在《宣祖实录》翌年的记录中，已有“许筬陈奏之事，不但专为告急，亦有攻破沈惟敬所赍倭表假作之情。今见闻愈所言，倭贼住在釜山等处，事则皇朝已知之矣”的说法。(76)而明廷应更早知道日本底牌的可能性还在于，在几乎早于朝鲜知情时间近半年的文禄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那场谈判后，明朝代表谢国梓、徐一贯不可能、也不敢向朝廷隐瞒日本的实情，因为日本不但没有因他们的劝说而改变初衷，而且日方代表还特地嘱咐，“归大明可奏之”。(77)这意味着，明廷既知丰臣秀吉全无诚意，虚与委蛇并严阵以待，就成了唯一可行的对日周旋方式。至于丰臣秀吉听罢明廷“敕诰”后的相关反应，赖山阳这样写道：“……至日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变色，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扯裂之，骂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且吾而为王，如天朝何！’……逐明韩使者，赐资粮遣归，使谓之曰：‘若亟去，告尔君：我将再遣兵屠尔国也！’遂下令西南四道，发兵十四万人，以明年二月，悉会故行台。”(78)其中，“取册书扯裂之”看来是假的，否则，后人就不可能看到被完好收藏于大阪历史博物馆中的原件。此事若假，则丰臣秀吉因之而大动肝火的发作状，恐怕也应有过度渲染之嫌。但是，其举“西南四道”之大军再行侵略，却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备而来。这从其一边和谈一边进攻晋州，以及屯兵朝鲜而不动等行为中，不难窥见。而尤当注意者，是“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且吾而为王，如天朝何”的蛮横口吻。某种意义上说，丰臣秀吉的全部观念和行动，均与此有关。而值得关注的还有丰臣秀吉发动“壬辰倭乱”时的历史背景：不单朝鲜，与明朝有封贡关系且奉大明正朔的琉球，也同时与日本有类似的关系，即丰臣氏所说的“入贡”。(79)而朝鲜和琉球双边朝贡的局面意味着，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日之间的偏正两极构造，已初具雏形。(80)原本，以中国为核心而形成的“封贡体系”，主要包括朝鲜、越南和日本。如果按照明太祖的说法，后来还虚实并呈，扩展至“十五国”，即：“东北朝鲜国；正东偏北：日本国(原注：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刺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尼国、西洋顼理(印度)”。(81)前引丰臣秀吉所谓“先取高丽国八道，然后大明国四百余州，然后南蛮、切利支丹国，其外则至于远岛”，范围已与明朝划出的“十五国”颇为相似。这也是丰臣秀吉在对外行动中必然会触及中国中心圈或曰“华夷秩序圈”的原因。然而，从室町幕府(1336-1573)后期的1551年起，日本事实上已从这个圈子中退出，并在政治上进入了自我运转的过程。这意味着，它将自立规则，也一定要生产出与那个圈子有别的价值观。如果把中国式“华夷秩序”赖以维系的纽带视为“礼乐”，那么日本尤其是武士当权的日本，其价值的最高体现便是“武威”。在这种情况下，丰臣秀吉虽然可以迁就“封贡关系”内部的某些规则，诸如讲和时需要与明朝代表交涉而不是直接对朝鲜谈判，(82)但在与明朝的关系上，却绝不肯被置于中华君臣秩序之下。这也是他只许“贡”而不许“封”等做法的思想基础。他的自尊虽根源于盲目自大，但一种与中华抗衡的心态，要求他只有强硬到底，才不至于使日本重新回到足利义满时代对明朝的臣属状态。这使他在实力不逮时，往往会通过好勇斗狠的方式展示其强势，当然这同时也极易导致他的变态：“耳(鼻)塚”的设立，表现了他的心理变态；而对“华夷秩序圈”的全面并吞冲动和由“视若九州，与畿甸同”这一不切实际目标所带来的想象与快感，还使他的政治变态达至峰巅。这里，日本显然存在着一个对中国理解上的误区，以为中国的“天下”概念便意味着对普天之下的占领。它不能理解“华夷秩序”题中应有的伦理属性，不能理解为什么其欲与明朝平分“八道”的方案会令中方代表奇怪不已，(83)也不能理解明朝为什么在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出的同时自己也完全撤出且不占藩邦一寸土地等事实。这种不理解，直到近代森有礼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交锋时，仍表现得十分明显，诸如在“属国”概念上中日认识上的鸿沟等。(84)当然，下面的事实对日本而言似乎就更加难以理解，即“清室也和明室一样，为了保护朝鲜，不惜赌国运与日本一战，结果不幸失败。在朝鲜被日本合并的次年，清朝也亡了。”(85)然而无论如何，日本这种对土地财产的占有欲及其扩张行动，毕竟有效地利用了中华文化圈的秩序装置。江户时代虽然不失为日本对外和平的典范，但在部分政治家和学者的思想深处，从未停止过丰臣秀吉式的扩张幻想，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川幕府曾一度想修复与明朝的“勘合贸易”。但其真正目的，是中日贸易再开以及如何实现对明贸易的垄断。其所需的“勘合符”也显然与足利义满时不同，即至多只具有渡航许可证的功能。这意味着，和丰臣秀吉一样，明朝皇帝的“册封”显然未能构成日本对明讲和的议事前提。日方的这种态度，特别是“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賨”云者，(86)已不啻在向明朝示威，告诉明朝它也拥有了一个日式“华夷秩序圈”这一“事实”，并且这一“事实”还与朱元璋“十五不征之国”的范围基本相同。这种表里不一的外交手法，显然无法取得明朝的真正信任。史载，家康未见明朝答复后十分恼怒，竟一度命令岛津氏出兵征伐明朝。虽计划未果，却也舆论汹汹。(87)尽管整个德川260余年幕府无力进兵中国，(88)但日本所设置的两道“隔离墙”，却有效地强固了它的“独立”性格。清朝的建立(1636)及当年12月完成的朝鲜“内属”行动，给日本带去了不小的震撼。除其他动因外，1639年幕府宣布的“锁国令”，无疑在日本与清朝之间竖起了一道政治隔离墙。不仅如此，由于“明清鼎革”在日本人眼中不啻“华夷变态”，因此，日本朝野还有意在中日之间竖起了一道价值隔离墙。由于清初内部事务的百废待举使它不可能隔海远征日本，因此，政治隔离墙的意义微弱，反而凸显了价值隔离墙的重要作用。正是这道隔离墙，才给日本赋予了“日本才是中华”而“唐土已为夷狄”的文化自信。由于中华价值给前近代东亚地区赋予了“礼乐征伐”的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对日本扩张夙愿的达成又是如此重要，因此，它不但需要大力渲染这一“变态”给东亚造成的震荡烈度，更需要增大对曾经有中、日两属倾向区域(琉球和朝鲜等)的对日“藩属”力度以及如何将其化为己有。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有关舆论不仅醉心于丰臣时代一逞于东亚的刀剑威风，幕府末期，亦有人开始重提征服中国的计划并首次把“满洲”纳入其扩张视野下。其赤裸的丰臣继承论，已全无遮掩。曾师从国学者平田笃胤的江户后期经济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在他撰写的《混同秘策》中，已把如何吞并“朝鲜”、“支那”、“满洲”、“西域”、“暹罗”乃至“印度”的具体行动步骤，设计得井井有条，并毫不掩饰其对领土扩张的贪欲：“于当今世界万国中，土地最广大、物产最丰饶”者，“未有如支那国者也”！所阙如者，只是“有鞭挞宇内之志”的“后来之英主”而已。(89)而以完成丰臣秀吉未遂“宏愿”为己任的幕末尊王论者吉田松阴(1830-1859)，还把自己的“伟大理想”与数百年前那场战争一气贯穿：“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神功、丰国古能为之者，而今不可为乎？……为今日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縻二虏，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90)松阴在另一处，则将上文中的“拉满洲”表述为“夺满洲”(満州を奪ひ)。(91)松阴的弟子中，有明治重臣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其中，木户曾建议为丰臣秀吉树碑，而高杉晋作对上海的窥探与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对东亚的冲击，似已无需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