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关注的还有下面一些人士。头悬“启蒙思想家”光环的福泽谕吉，在对外观上的谈吐，竟与上述高论全无异词，甚至令人恐怖：“能唤起举国人心且使全员感动者，莫便于对外征战。神功皇后之三韩征伐，固在千七百年前，丰太閤之出师亦历年三百，人民尚不能忘怀之。今世上有征韩论者，是日本人民千百年思古之情与不忘荣辱之明证也。”(92)事实上，福泽呼吁“今欲守日本岛，当确定之最近防御线者非朝鲜莫属，毋庸置疑”的时间，(93)比“甲午战争”的爆发要早七年，比山县有朋的“利益线”说亦早三年；而“亚细亚东方首魁盟主论”、(94)“占其土、领其地”(95)和“我当奋起而逐鹿中原”(96)等极富煽动力之号召的提出，则早于政治家的相关说法已不知凡几。而且无独有偶，向以博爱著称的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竟也在这个意义上高度认同“甲午战争”中的日方做法，并将丰臣和西乡誉为日本史上两位最伟大的人物。(97)福泽的学生那珂通世(1851-1908)，是学术素养颇深的东洋史学者。然而，从其成名作《支那通史》的“支那帝国全图”看，他已经用分层设色的方式把清代中国分成了“支那本部”和“满洲”、蒙古、新疆、青海及西藏等部分。(98)这寓意诡谲的分断，为后世学者所继承。那珂弟子桑原骘藏(1871-1931)的教科书《中等东洋史》，显然极好地发挥了这一分断，并有意将分断后的部分与部分间关系朝互不统属的平行方向推进。(99)通过教科书的方式传播某一特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近代以来日本教育体制的惯用手法和有效手段。而桑原的影响能够如此巨大，还凸显了福泽学派在日本近现代史上的政治动员力量和思想渗透深度，致使顾颉刚先生愤然道：“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100)这种趋势发展到后来，竟出现了“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等观点；(101)而内藤湖南的系列讲法，也无法让人相信，他还是一位“同情”中国的真学者。(102)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还有一股民间助推力量在极大地左右着日本的走向甚至东亚的变化。被后世称为“日本法西斯大本营”的“玄洋社”及其直系团体“黑龙会”，是这股民间力量的总代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出自有过“征韩”体验的九州福冈地区--丰臣麾下“第五番队”的主要征集地。“玄洋社”成立于明治十四年(1881)，是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和箱田六辅(所谓“玄洋社三杰”)为核心组建而成的“超国家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民间团体。其中，平冈浩太郎还是后来“黑龙会”(1901)创立者内田良平的叔父。他们的社会基础广泛，明治初年因“废藩”而失业的武士，仅福冈藩就多达数万人。这样才能理解他们早年为什么会襄赞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后来又何以将主要精力投向“国权主义”以及派出无数“大陆浪人”。(103)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时，“玄洋社”曾给亡命来日的金玉均等人提供过不少帮助。当得知金玉均遇害后，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仍坚持对“东学党”实施各种策应。由于他们的连续性行动表现出对朝鲜和大陆的饥渴心情，所以有学者指出，无论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是“日韩合并”、“满洲事变”，几乎每次东亚事件中，都能看到这些“志士”的身影。(104)1927年7月25日，刚刚开完“东方会议”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将据说是日本政治家对华行动宣言的《田中奏折》，提交给昭和天皇。在这道奏折中，田中从军事、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面全面提出了对华扩张的总战略；而其中的“支那富源”论和“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云者，亦早已为大家所熟知。(105)关于奏折的真伪问题，历来争论颇多。(106)本文无意于首肯争论双方的任何一派意见，但“东方会议”后，日本在中国东北乃至中国全境所制造的一连串事件，却几乎与《田中奏折》所言契若符节；而石原莞尔炮制于1931年5月的“满洲方案”中，亦有《田中奏折》的明显痕迹。(107)然而，当我们仔细梳理完这一过程后会发现，从丰臣秀吉到田中义一，本来是昭然若揭的领土嗜欲，却几乎每次都被包装上了堂皇地说辞。这不但给周遭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和永远的不理解，也在相当程度上耗尽了日本人自身的智能和体能。由于这一系列看似近现代的表述中其实充满了前近代非主流文明的粗野情结，亦由于这种矛盾的思想与行动总会让表达者和观察者反复陷入难以通达的逻辑怪圈，因此，对这类现象所处的时空格局做出结构性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四、日本对外战争的结构性分析关于东亚数百年来何以会发生如此多战事的原因，以往曾有过各类不同的解析。其中，能超越某一特定意识形态和不同时期行为表象的深层规律性研究，逐渐引发关注。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者船曳健夫认为，雏形于安土、桃山和江户时期的三种日本类型--织田信长的“国际日本”、丰臣秀吉的“大日本”和德川家康的“小日本”，为日后的日本国家走向，提供了结构上的规定性。与无力外顾从而采行封闭式发展模式的“小日本”不同，“国际日本”和“大日本”框架，造成了日本与西方世界和东亚世界之间的不同对立格局。前者以同西方竞争为指归，而后者则以取代中国的东亚地位为目标。至于何以会出现这类情况，船曳认为是日本意识到有三重威胁来自三个不同方向，即中国、俄罗斯和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日清”、“日俄”和“日美”战争，是不能用善恶标准来判断的，因为横亘其间的硬道理是：“不吞噬对方就要被对方所吞噬”。由于是生存竞争的需要，所以，当中、俄、日争夺朝鲜等地时，“日清”、“日俄”战争便当然要爆发；而当西方势力和日、俄一道争夺中国与朝鲜时，日本与美、苏之间的战争，也就在所难免。至于西方何以一定要与日本发生冲突的问题，船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在奉行“国际日本”原则的同时，也在扮演着“大日本主义”的角色。而在自认携有全球普世价值的欧美看来，“大日本”价值不但与之相悖，而且也极易导致日本对西方原则的无视恶果。(108)船曳的观点，在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内似不乏逻辑上的圆通，而且其对丰臣秀吉的导入和日本与欧美必然要发生冲突之原因分析，某种程度上亦不失慧眼。但是，这种把人类场域还原成动物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论，不但把东亚几千年的文明积累瞬间清零，还掩蔽了日本的原始欲望和固有目的。它不能解释在“封贡体制”存在的情况下，长达500余年的明、清两代为什么没有对日本构成过国家安全上的任何威胁，反倒要不断去面对来自日本的兵燹。显然，有关东亚战事的原因问题，还需要我们作出进一步的思索和观察。
    与日本的地理位置相似，“明治维新”乃至后来所谓“昭和维新”所面临的真实问题，是东西方两大价值体系和两大国际关系体系遭遇、冲突与汇合后所发生的新旧矛盾纠葛。这意味着，近代以来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的日本，事实上一直处于前近代与近现代的交汇处或曰过渡期。正是这一过渡特征，才在某些关键点上决定了日本国家行为的基本性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成熟文明形态，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礼乐秩序”，而不是以日本原则为核心的“武威秩序”；而近现代推展于世界的新文明形态，则是以欧洲“国际法”为依托的“条约体系”而非“法西斯体系”。西力东渐，曾经给东亚各国带来过亡国灭种的担忧，而“民族国家”，也同时给该地区输入了国家平等的主权意识。在如此古今中西未尝有过的大变局面前，日本或许有两种处理问题的可能方式：一是真正“联亚拒欧”，通过“一衣带水”的亲缘纽带和“相濡以沫”的彼此提携，实现新时期东亚各国的平等联合。二是真正的“脱亚入欧”，把自己变身为与西方独立国家完全一致的“民族国家”，然后与周边邻国平等相待。人们看到，“大亚洲主义”的第一冲动，本不乏区域联合的真诚，所以，中朝等国为之感动者大有人在，亦自在情理之中。倘日本朝野言行一致，东亚的历史走向或许会呈现出另外一副面貌亦未可知。与此相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作为通行于19-20世纪的世界“公理”，本不乏近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正面价值，倘若日本成为模范的实践者并恪守规则、富于自律精神，则原则固有的典范意义，或许能够给区域秩序带来平等与和谐。然而，日本的实际变化轨迹却展示给世界以第三种方式，即以“民族国家”的“国际法”名义和“文明野蛮”的“近代化”价值，对周边邻国实施了一整套有计划的吞并和侵略行动。实际上，“封贡体系”的内部矛盾，在欧洲“国际法”东渐前即已经有所显露，并逐渐呈现出“自解体”的趋势。(109)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法”对东亚固有国际关系体系的解构，只提供了“助力”而非“主力”。然而，由于以西方价值代言人自居的日本的疾速介入，不但使前近代东亚体系加速了解体过程，还使欧美人亦瞠乎其后，并转而用惊异的眼光来打量这位东亚的“暴发户”。这至少带来了两个效果，一是原本可能自然分断的东亚政治伦理纽带，因日本的闪电手段反而获得了强化，诸如“甲午战争”中清朝与朝鲜的同仇敌忾等。另一个则是欧美国家在与日本相互利用的过程中逐渐萌生了对它的警戒心态，尤其当他们了解到日本的真实动机后更是如此。人们注意到，在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时代大势面前，清朝看似在固守“封贡体系”，但实际上却在努力适应之。甚至在马建忠帮助朝鲜与欧美各国签订条约的行为中，亦不乏利用列强之间的牵制使其独立而防止被一国吞并的深层含义。(110)与此相反，表面大倡“朝鲜独立”的日本，反而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这一令西方世界大跌眼镜的行动，不但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上饱失信誉，其欲将中国中心时代虚实参半的“封贡体系”朝实体化方向推进的系列行动，还让欧美国家发现，他们亟欲解构的前近代区域关系体系，正在被日本所重建，而且是霸占式的重建。“二战”期间倾动日本学界的“近代超克论”，(111)还明显地让欧美价值体系感受到了威胁。这些都给日后的日美冲突埋下了可以预料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