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明治天皇发起“大阪亲征”行动。在“亲征”最后一天(闰四月六日)，天皇发布了“御沙汰”(指天皇或将军等最高权力者的指示或命令--引者注)：
    显有功而罚有罪者，经国之大纲也。于国家有大勋劳者反无表无显，将何以劝励天下哉！丰臣太閤，起于侧微，攘一臂以定天下之难，继述上古列圣之伟业，宣皇威于海外，虽数百年后犹令彼胆寒，可谓于国家有大勋劳且超迈古今者也。抑武臣有功于国家者，皆酬劳其庙食。时朝廷既已追谥庙号，不幸天不祚其家，一朝倾覆。源家康继出，子孙相受，其宗祠之宏壮，前古无比。以丰太閤之大勋却委以晦没，其鬼殆馁，深可叹也！今般朝宪复故、万机一新之际，斯不可不兴举废典。加之值宇内各国相与雄长之时，以丰太閤之英智雄略，宜新兴祠宇，彰显其大伟勋烈，以期万世不朽。官员及士庶，蒙丰太閤之恩义者不少，宜共谋合力，始可报旧德矣。御沙汰候事。闰四月。(48)1868年5月10日，明治天皇在“招魂社建设”的布告中，再度提及“丰太閤”的精忠伟业，言之剀切，不同寻常。(49)在天皇的号召下，日本官民争先响应，一座新的“丰国社”，在上下相荡的热潮中已呼之欲出。1873年(西乡因“征韩论”下野)，明治政府在丰臣阿弥陀峰墓前，对“丰国社”以“别格官币社”(50)的形式举行了祭祀活动。1875年，又将社址迁往方广寺大佛殿一侧。1880年社殿竣工后，政府还举行了盛大的迁宫仪式。迄于今日，“丰国大明神”与大佛殿同“耳(鼻)塚”相与毗邻，彼此呼应，已有了133年的历史。日本学者仲尾宏指出：“进入明治时代以后，秀吉的朝鲜侵略已不再是江户评价中单纯的对外‘武威’炫耀，而是对‘皇威’的宣扬……秀吉为天皇制的存续而竭尽忠诚的行动，成为他大被彰显的主要理由。而‘武威’向‘皇威’的转化，等于在否定了武家政权的同时，也确立了天皇政权的正统性。于是，对秀吉侵略行为的正面评价，实不啻寄托了下一步对外侵略的野心和愿望”。其对“耳塚”的修复和保留行为，也显然出自这一逻辑。于是，“日清战争的战果与美化秀吉的朝鲜侵略之间”，便“接榫在一起”。而且，从1898年“丰国会”会长黑田长成诵读于“丰公三百年祭”上的祭文中还不难发现，丰臣秀吉不但能让“鸡林震旦”闻风丧胆，其“一贯祖宗国是”的精神，也足以让日本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振作元气”、“卧薪尝胆”，并一雪“三国干涉还辽之耻”。(51)嗣后，越发明显的日本军国走势，不但没有因为大正时期(1912-1926)的相对和平而有所衰歇，以往用丰臣精神来砥砺国民且举国动员的官民行动，反而日渐升温甚至狂热化。1924年，“新丰国会”再掀高潮，丰国祭祀准备活动充分有加，规模庞大。人们注意到，参加这一活动者，除了政界、商界、华族和地方名流外，内藤湖南、三上参次、三浦周行等历史学家也纷纷光顾，形成了与“丰公三百年祭”不同的别样特色。1925年11月18日，在“丰国神社再兴五十年”祭典上，“丰臣彰显文”显得格外高调(如“新丰国会”总裁浅野长勋、会长池松时和的颂赞等)。与此同时，以往不曾参加此类活动的青年甚至中小学生，亦纷纷被动员前来参拜“丰国神社”，人数竟多达35000余人！而且，经神社附近“贞教校”校长提议，人们还将每月的18日确定为“太閤日”。进入昭和时期，“贞教校”又把丰臣秀吉与天皇神话做了人为的对接。1931年，为纪念昭和大礼而重建的、几乎就是丰臣秀吉权力象征的大阪“天守阁”，举行竣工仪式。仪式上，除市长外，日本军第四师团长、大阪府知事等先后致辞，先对丰臣秀吉追怀颂赞，旋即对出席仪式的天皇和皇后，三呼万岁。于是，“近代天皇制与丰臣秀吉的海外侵略美化行为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后来，直到1945年，作为国家神道庇护之根本的秀吉彰显事业，一直与美化侵略行为联袂前行，从未中断。”(52)而表现在对外行动上，亦如井上清教授所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自1894年日清战争以来一直就没有间断过。”(53)这意味着，以下两条线索，或许才构成了明治以来的“接统”对象：一个是观念上的自明前提--“八纮一宇”，另一个则是实践上的行动楷模--“丰太閤”。自明前提的不可置疑性，给对外扩张的思想和行动提供了原理性的支持；而楷模的存在，又无疑会给实践者带去反复起作用的激励。这也就意味着，比起血统上的“万世一系”，观念上的“八纮一宇”才应该是皇统承续的价值前提；而值得承续的皇统代表，则首先必须符合“八纮一宇”原则之杰出践行者丰臣秀吉的标准。据载，少年明治天皇即位之初，不仅接受了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强烈的“征韩论”灌输，而且久而久之，其自身亦对领土扩张表现出极强的欲望。(54)事实上，日本形成今日领土规模的最早“统一”过程，完成于从织田信长到德川家康的四十年间，其中，丰臣秀吉才是主要代表人物。正因为完成了统一，丰臣才能倾全国之力把下一个征服目标投向本土之外的朝鲜、明朝和更大的区域，而以往的历代天皇，显然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55)明治君臣之所以盛赞丰臣秀吉“继述上古列圣之伟业”和“一贯祖宗国是”，之所以将丰臣秀吉的“武威”迻译为“皇威”乃至将天皇的“万世一系”与丰臣秀吉的“万世不朽”相链接，应该均来自于上述“接统”逻辑的自然延伸。由于这一倾动整个日本的对外侵略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而这一失败的偶然性因素是因为丰臣秀吉的突然死去，所以，除非没有能力，只要条件具备或自认为条件具备，后来的日本权力集团就会反复沉浸于“自明”的目标中，并且会自觉地将自身的“外征”行动视为实现丰臣秀吉遗愿的壮举。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反复，还会经常不断地造成无视理性的“执著”。“三国干涉还辽”后，明治天皇曾对臣下讲：“此次战争使我们了解了当地的地理人情。不久的将来，可以期望在朝鲜或其他地区重新开战，那时再取辽东不迟。”(56)几十年后，当英美通过制裁手段遏制日本的“大东亚战略”时，昭和天皇在“宣战诏书”中亦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坚强意志”：“朕隐忍久矣……倘如斯推移，帝国为东亚安定所行之积年努力，将化为泡影，帝国之存立亦将濒临危殆。事既至此，帝国当毅然蹶起，自存自卫，破碎一切障碍，而别无选择！”(57)这无疑是一个隐含着大量真实信息的诏书：首先，朝鲜、“满洲”乃至整个东亚，都是与日本不可分离的部分。这意味着，除日本外，外人是没有资格和权力前来分享和染指的；其次，所有来自外部世界的说三道四和力量制衡，都无法对日本构成真正有效的约束。这意味着，明治以来的政治理念、普世说教、外交应对和折冲樽俎，无非是为了扫清实现既定目标之障碍的手段而已。一俟敷衍成功，既定目标仍是一切。第三，东亚与日本帝国之等式既已成立，那么当“外敌”压“境”时，日本就应当“毅然崛起”而“别无选择”。于是，“自存自卫”便意味着，东亚问题已不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日本的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