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往往持有不同类型的土地，即同时持有自由地和非自由地。档案清楚地记载，莱肯希思(Lakenheath)的伊莎贝拉、福恩哈姆(Fornham)的托马斯就是持有两种类型的土地，而卡夫德(Culford)的亨利本是个维兰，却同时持有以前属于自由人的土地。于是他们的个人身份往往含混不清，(57)关于身份争讼的案例时常可见。身份与义务相连，有时与土地的身份印记相连，颇为复杂。不过如前所提及，就原始含义而言，身份与服役的条件相连，所以汤普逊告诉我们，“不是法律的理论，而是保有地和所要求服役的类别决定了农民的身份”。(58)
    维兰即农奴是一种社会身份吗？某人因承担特定义务而是领主的农奴，那么该身份对领主以外的其他人意味着什么？法学家霍兹华斯和梅特兰都讨论过这样的问题。梅特兰认为农奴身份具有相对性，甚至很难说是一种社会身份，更多是领主和农奴之间的一种关系。“对于领主来讲，农奴没有权利，至少按法理来说是这样；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他具有自由人所有的或几乎具有自由人所有的一切权利。他对他们而言根本就不是农奴”。(59)所以有史学家说，“农奴在人身上是一个自由人，而在经济上是一个不自由人”。(60)事实也是这样。在所谓自由人和非自由人之间并非存在着截然的鸿沟，相反，在乡村共同体的活动中看不出他们有多少区别。例如，在经济生活中，维兰有权利和其他成员一起参与条田和草地的分配和轮耕，有权利使用公共牧场、荒地和森林。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和自由人一起参加教堂活动，出席庄园法庭，担任陪审员，参与自由佃户案件的审理。他们往往还是庄头一职的承担者，是庄园的直接管理者，是佃户共同体与领主之间的中介人。在王国的行政体系中，庄头即村长，村长以及十户长等还肩负着维持地方治安、维护“王国安宁”的职责。维兰还可能成为郡法庭陪审团人选。国王让富裕农民武装起来维持地方治安，英格兰王室1252年颁布管理武器的诏令《武器管理条令》(Assize of Arms)，武器携带者中没有把维兰排除在外，认为维兰携带武器同样保卫王国的安全。一个真正蓄奴制社会是不会有意让非自由人携带武器的。(61)还须指出的是，即使维兰与领主的依附关系，也不具永恒性。1180-1189年的《英格兰法令》规定，如果一个农奴迁徙到另一个村庄--不是他所隶属的那个村庄--居住一年零一天，那么法律将承认他解除与原领主的关系。
    关于农奴制的另一个误读：维兰还是最穷困的，亦不尽然；有时恰好相反。杜比在对14世纪前夕的英国农民和庄园考察后指出，“在英国一些乡村地区，许多富裕的维兰，与不断增多的贫穷的自由佃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62)中世纪农民土地占有的统计表明，农奴不一定是小农，所谓自由人也不一定是大农，佃农土地占有规模与阶层身份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西博姆认为，维兰佃户可以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阶层。一是少数维兰大农，如持有土地一海德、半海德、一维尔盖特、半维尔盖特等，耕作面积相当可观。(63)而且拥有一定数量的耕牛，一家或几家就拥有8头公牛组成的犁队(或马与公牛混合编队)。二是众多的维兰小农，他们基本没有耕牛，通常持有5英亩左右的小块土地。(64)科斯敏斯基研究了英格兰百户区卷档中22000份农民地产，分别计算出13世纪末中部地区6个郡农奴佃农和自由佃农占地比率。按照土地占有规模把村民分为上、中、下三等，可以看出：上、下等村民中自由佃户较多，而中等佃户农奴身份的人较多。即使按户平均计算，自由佃户也不比维兰佃户的地产多。(65)利普森考察认为，13世纪典型的维兰占有1维尔盖特土地，最少不低于15英亩，最高可达80英亩，一般则为30英亩。(66)而且维兰对土地的世袭占有是安全的，其保障性完全可以与自由佃户匹敌。(67)有学者考察了1300年牛津郡库科斯汉姆村(Cuxham)维兰的财产状况，该调查表明，该村每个维兰佃户都有一定的土地和不动产，平均起来每家持有12英亩耕地，1所住宅和庭院，1匹耕马，1头奶牛，1头猪和若干家禽。(68)即使以现代观点看，该农民群体的财产状况也是相当可观的。少数维兰在经济上可能更殷实，经常雇佣雇工从事农牧业劳作，而受雇者是自由佃农一点也不奇怪。在中世纪晚期的全国性税收中，只有穷人和富人的不同，一些因贫困只缴纳1/2、1/4税甚至免纳税者，也许是个自由小农；而维兰可能与富裕农民一样承担全额税金。许多富裕农民约曼都是维兰出身。当然，拥有相近规模田产的维兰佃户比自由佃户通常要贫穷一些。波斯坦指出：“自由人和非自由人之间真正的经济差异，并不完全归因于他们拥有的地产多寡，还在于他们对于产品的控制权有所不同。非自由人不得不为了领主的利益比自由人放弃更多的产品。”(69)
    其实，中世纪的“自由”更多地表示封建制下的法律权利。丧失的权利越多越不自由，维兰不过是中世纪村民中丧失权利较多的群体而已。比如维兰不能随意离开庄园，否则领主可用强力迫其返回，可以理解为没有迁徙的权利。标志农奴身份的三项捐税即婚姻捐、继承金、任意税等都是这样，是不自由的标记，也是人身权利的损害。布洛赫认为，在中世纪享受一份“自由”其实就意味着拥有一种权利。罗马帝国覆亡后，作为征服者的法兰克人享有较多的权利，直到6世纪墨洛温王朝时期，法兰克人都是免于纳税的，(70)所以法兰克人(populus Francorum)即意味着自由人。法语中的法兰克人(franc)，同时意指“自由的”(free)。(71)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结果，“法兰克的”与“自由的”两个词语往往互换使用，因为它们被视为同义词。(72)
    在中世纪欧洲人的观念里，权利与自由如此密不可分，英语“自由”(liberty)一词最初的主要含义是“权利”，相当于rights或privilege，还可以与freedom交换使用。在中世纪，“自由”(liber homo)又与“贵族”(nobilis)同义。(73)因为中世纪时代只有少部分上层人才享有较多的权利和自由。其后，享有“权利”与“自由”人群逐渐扩大，“权利”与“自由”的内涵也逐渐增多。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农奴制的解体进程始终伴随着广大依附农群体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和货币赎买，维兰获得了一项又一项权利，逐渐消除不自由的印记，一步一步地将自己解放出来。因此，西欧的农奴是一步一步解放的，而且几乎是一个一个地解放出来的。
    在欧洲中世纪的语境中理解了权利与自由的关系，才能理解自由的差异，才能理解英国及西欧农奴制的内涵。前面述及梅特兰等学者认为，农奴权利的丧失仅对其特定的领主而言，对于其他人而言，他与自由人没有多少区别。美国学者布伦纳也称农奴制是农奴与领主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74)维诺格拉道夫明确指出：“对于第三者而言，依附农和主人几乎一样。他可以出卖、让渡土地及牲畜，也可以由他的后代来继承……除去他的领主，农奴可以和任何一个人持对抗姿态。”(75)事实上，农奴在庄园法庭上起诉领主的案例并不罕见。很明显，维兰无疑丧失了一些权利，不过丧失的有限，而且主要对其领主而言。也就是说，中世纪村民身份并非泾渭分明，非自由人并非一般想象的那样地位低下，自由人也并非享有完全的自由。有鉴于此，晚近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过分强调农民的法律身份意义不是很大，不如按照经济职能划分农民群体。德国学者格茨认为农民“按照职能划分阶层……比按照法律的等级划分重要得多”。为此他将庄园里的村民分为三个群体：一是有家庭、有保有地并且定期为领主服劳役的村民；二是没有家庭并随时听从领主支配的雇工；三是领主的管家及其助手，以及磨坊主、酿酒师、烤面包工、铁匠、守林人、羊倌和教堂里的教士等。(76)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当然是不以为然的。
    还须提示而在此不予展开的是，关于英国及西欧佃农身份的多元性以及历史传统的话题。一个依附农，对庄园领主而言他可能被视为不自由的佃户，然而这不是他唯一的身份。对于教会而言，作为基督徒，他是一位教区的教民，他和其他村民一样出入教堂，参与社区的宗教活动；若不接受世俗法庭判决，还可以到教会法庭起诉。对于村社而言，他还是村社共同体成员，受其约束也受其保护。村社共同体源远流长，在中世纪仍然保留着日耳曼马尔克印记并充满活力，从没有丧失集体行为。(77)显然，还原中世纪的语境，并透过实际存在的、多重社会生活状态，我们才能更真切地体认佃农的自由与不自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