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美国史学家还指出，虽然拘禁日裔美国人最终是罗斯福总统的决定，但这个决策和当时的种族主义气氛是分不开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久，许多报刊和电台广播就公开主张将日裔居民迁出沿海地区。《洛杉矶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毒蛇毕竟是毒蛇，无论它是在哪里孵化出来的。所以，一个由日本父母所生养的日裔美国人长大后就是日本人，不是美国人”。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mann）也以“沿海地区的第五纵队”为题，在《华盛顿邮报》上鼓吹把美国日裔迁往内陆地区。西部军区司令在向陆军部长建议迁移日裔居民的报告中说：“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种族的联系是不会由于移民而被切断的。日本种族是一个[和我们]敌对的种族。虽然许多日裔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出生在美国，拥有美国国籍，并且‘美国化’了，但种族[关系]的紧张并没有变弱……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太平洋沿岸超过112 000名的日裔居民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他们至今还逍遥法外。”⑩日裔学者罗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总结说，二战期间，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之所以没有像日裔居民那样受到不公平待遇，是因为日裔是“来自另一个地区（按：指亚洲）的陌生人”。（11）还有学者指出，所谓“军事需要的神话不过是掩盖一个特殊变种的美国种族主义的遮羞布”。（12）
    亚裔美国史学家在这20年里所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从种族歧视的视野去解释排华运动，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改变了以往用文化冲突作解释的那种轻重颠倒的局面。同样，用种族歧视去解释美国政府对日裔的拘禁，不仅削弱了所谓“军事需要”的论点，而且也为那些蒙冤的日裔居民讨回了公道。同时，由于这些学者是在为受害者鸣不平，因此，他们还逐渐获得了一种道义上的权威和在亚裔美国史学中的话语权。在这个权威面前，任何从种族歧视以外的角度去理解亚裔美国史的企图都被看做是站在受害者的对立面，为种族主义进行辩护。不过，虽然这种强调种族歧视的历史观曾经赢得道义上的优势，并使得带有种族偏见的人不敢再随意妄言，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元论历史观同时也使得亚裔美国史学长期裹足不前。
    二、对存在问题的反思
    尽管在过去的50年里亚裔美国史学在不断成长，但是这个学术领域里还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美国亚裔”的内涵至今还不够明确。从几部有影响的亚裔美国通史来看，学者们主要把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和印度支那三国的移民及其后代定义为“美国亚裔”。（13）亚裔美国史学家把来自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移民定义为美国亚裔，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美国白人社会将来自亚洲，特别是来自东亚的人士称为“东方人（Orientals）”。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东方人”一词明显具有贬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亚裔运动兴起的时候，为了使自己能够和欧裔美国人处于同等地位，亚裔青年便开始称自己是“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以别于“东方人”这个蔑称。他们称自己是“亚裔美国人”，首先要表明自己是“美国人”，其次才是“亚裔”。同时，自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的一些法律和政策旨在照顾和提携少数族裔人士。在升学和就业的时候，申请人一般都需要注明自己的种族背景，如“非洲裔”、“亚洲太平洋裔”和“拉美裔”等等，从而使得“美国亚裔”一词更加流行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建立对抗种族歧视的统一战线，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和亚裔美国史学家便将那些来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移民及其后代通通称为美国亚裔，即使他们并非来自同一个地区，即使他们的文化背景和体貌特征有很大差异。（14）
    然而，近年来美国的种族主义毕竟呈现出退却的趋势，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亚洲国家移民模式上的巨大差异。例如，在早期，中国、印度和菲律宾人向美国移民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这些国家的侵略有很大关系。但是日本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的海外移民和日本的对外扩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日本移民往往也被看做是殖民开拓者（详见本文第三节）。最近几十年，亚洲移民的人数（日本除外）在急剧上升，这些亚裔族群在体貌特征、文化与宗教传统、阶级背景和政治观点上的差别变得更加突出。在这种形势之下，有关亚洲移民的共同课题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美国亚裔”的内涵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空泛。大家可能会问，在学术意义上，“美国亚裔”这个概念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吗？用华裔美国史、日裔美国史和韩裔美国史等等来取代内涵模糊的亚裔美国史是否更有意义呢？这恐怕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亚裔美国史学中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一元论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前面在谈到学者从种族歧视的视野去诠释亚洲移民史的时候，我曾对这一潮流给予肯定。然而不幸的是，许多老一辈亚裔美国史学家在强调种族歧视的同时却走上了极端。他们只允许从种族歧视这一个角度去诠释亚裔美国史，每逢有人从其他视野去观察问题时，便毫不留情地进行口诛笔伐。其中亚裔学者对艾文·赖特（Ivan H.Light）《美国的少数民族企业：华裔、日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商业和福利》一书的批判颇具典型。赖特的主要观点是，美国华裔和日裔的小企业之所以比较成功，主要是因为亚洲移民具有流动性信贷的互助传统。西非洲虽然也有过类似的文化，但是在黑人被拐卖到西半球成为奴隶之后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在加勒比海地区，由于奴隶主允许黑人拥有自己的小型经济，出于互助的需要，黑人从西非洲带来的流动性信贷传统便得以继续下去。而美国南部的奴隶主不允许黑人拥有自己的经济，结果黑人从非洲带来的传统便逐渐消亡了。所以美国黑人经营的小企业不但数量很少，而且大都不算成功。（15）赖特的著作刚刚出版，便立即遭到亚裔学者的猛烈抨击。有学者指出：
    即使赖特承认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在黑人和亚裔社区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性和毁灭性的作用，他的理论也明显是淡化了（即使不是否定了）种族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压迫第三世界和穷苦人方面的作用。赖特把黑人在发展小企业方面的失败归结为他所谓的缺乏[某些]文化传统，[从而]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上述的]重要问题和因素那里转移开来。同样，他断定亚裔美国人在面对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成功。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认为，赖特试图使上述的那种流行的种族主义信条合理化和合法化。按照这个信条，每一个少数民族群体都应该能够“自己提携自己”，而且黑人虽然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经历，也应该[做得]像亚裔人士那样。赖特的逻辑使他成为种族主义和经济剥削的辩护士。……就这方面来说，[赖特的研究]方法必须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16）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就双方观点的是非曲直作详细评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赖特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当移民在美国遇到歧视和困难而求助无门的时候，往往都会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求资源。他们在美国适应的模式往往是本身的文化传统和美国环境间互动的结果。例如，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移民都成立了以乡谊为纽带的互助组织。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受到歧视，同时也因其本来就具有强烈的地域观念，认为来自同一个地区、讲同一种方言的人应该互相帮助。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移民在美国成立的宗亲会，即同一个姓氏但一般并不具有血缘关系的移民所建立的互助组织。宗亲会这种组织形式并非所有亚洲移民所共有。美国华裔之所以建立宗亲会，是因为中国人常常相信同一个姓氏的人源自同一个祖先，同时，中国东南地区聚族而居的传统非常深厚。很显然，如果完全不考虑文化传统在亚裔美国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解释亚洲移民适应过程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