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美国史学家反对讨论文化传统对亚洲移民的影响，主要是担心一旦考虑文化因素，就会冲淡种族歧视的有害作用。此外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推出了一系列叫做“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法令和政策，规定当有色人种和白人申请同一份工作时，如果双方条件相仿，雇主应该主动聘用少数族裔人士。高等院校（尤其是名牌大学）在招收新生时也给有色人种学生保留了一定比例的名额。几十年来，美国人围绕着“平权法案”一直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由于长期遭受歧视，有色人种的教育程度偏低，和白人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就根本无法改变种族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反对派人士则指出，现在美国法律已经明文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公民的权益已得到保障。升学和就业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能依赖这种实质上是歧视白人的法律。（17）正当辩论进行得难解难分之时，“模范少数民族”论的出台又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从1966年开始，陆续有媒体和政客将亚洲移民，特别是华裔、日裔和韩裔，形容为模范少数民族，赞扬他们在商业和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他们指出，亚裔人士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工作努力之外，主要是由于他们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如重视教育，等等。反对“平权法案”的人士宣称，因为亚裔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的学习成绩优秀，如果名牌大学取消照顾少数族裔的配额，届时将会有更多的亚裔青年进入一流大学。（18）“模范少数民族”论出台后，立刻就受到亚裔领袖和亚裔学者的抨击。他们认为，强调亚裔具有优秀文化传统会使其他少数族裔产生嫉妒心理。更有甚者，按照“模范少数民族”论的逻辑，所有少数族裔都应该自己提携自己，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推卸扶助少数族裔的责任了。上述的原因使得亚裔学者更加忌讳讨论文化传统对亚洲移民的影响。
    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学者甚至不能容忍其他人从阶级对立的视野去观察排华运动。最近，劳工史学家安德鲁·基奥瑞（Andrew Gyory）在其《关闭国门：种族、政治与排华法》一书中试图从政客的煽动以及劳资间阶级对立的角度去理解19世纪的排华运动。他认为就全国范围来说，劳工在排华运动中并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大部分欧裔工人对排华并无兴趣。真正在排华运动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是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客。政客的种族主义煽动使得原本局限在加利福尼亚的排华情绪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并最终使得排华法在国会得到通过。（19）《关闭国门》一书问世不久就立刻遭到猛烈抨击。在一篇近40页的长文里，斯坦福·莱曼（Stanford Lyman）指责基奥瑞企图用后现代的研究方法对种族主义的表现过程进行解构，为白种工人的排华行径开脱。（20）他大量列举了欧裔工人的种族主义行径，以证明他们是出于种族歧视而从事排华的，而且他们的种族主义是全国性的。（21）
    莱曼重申欧裔工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在排华运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当然是有道理的，而低估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行为恰恰是其最严重的问题。此外，基奥瑞在书中竟然没有系统讨论劳动骑士团和美国劳联这两个全国性工会对待中国移民的种族主义态度，这更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众所周知，1885年在洛克温泉屠杀几十名中国移民的凶手正是劳动骑士团成员。1902年排华法第二次行将届满时，最积极主张延长该项法律的便是美国劳联。（22）不过，莱曼虽然在揭露欧裔工人的种族主义方面有一定贡献，但他自始至终重复其他学者的论述，文章无论在史实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毫无新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只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去探讨排华运动，而拒绝考虑阶级因素，所以，他笔下的排华运动完全没有体现出空间上的变化，似乎美国所有地区的所有白种工人都在排华，这显然是错误的。相形之下，基奥瑞认为在欧裔工人的阶级意识比较强的地方（如美国东北部地区），排华情绪较弱，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我自己所做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当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市的雇主在1870年引入华工破坏制鞋工人罢工时，克利斯宾骑士团（The Knights of St.Crispin，按：圣·克利斯宾是一个鞋匠工会）领导人赛缪尔·卡明斯（Samuel Cummings）却公开赞扬华工是比鞋厂雇主“还要高尚的绅士”。卡明斯指出，这些东方人同样受到委屈，因为他们是被迫接受低工资的。克利斯宾甚至试图把华裔工人吸收到他们的工会里。（23）卡明斯说：“任何人，不论他们属于什么种族和肤色，只要他们和我们平等地工作和接受平等的工资，我们就衷心地欢迎他们。”（24）此外，西部的劳动骑士团虽敌视中国移民，但纽约的骑士团第49分会却坚决反对排华，并主动吸收华裔洗衣工人加入他们的工会。（25）在1893年，49分会还公开要求国会取消排华法。（26）同样，艾德华·罗斯（Edward J.M.Rhoads）的调查也告诉我们，宾夕法尼亚州比佛瀑布市（Beaver Falls）的欧裔工人在雇主引入华工以压低他们的工资时，总体上也没有用种族主义的方式去谴责和攻击这些中国移民。罗斯指出，这里的白种工人之所以没有激烈地排华，“原因可能是这些欧裔工人认识到，他们的忧虑和烦恼的最终源头并不在华工伙伴那里，而是在于他们的雇主”。（27）研究东西部骑士团之间区别的罗伯·威尔（Rob Weir）发现，“对于那些亲中国移民的骑士来说，问题从一开始就在于：资本，而不是种族，才是他们的敌人”。（28）另外，主要活跃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世界产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也积极吸收华工加入其组织。然而莱曼对美国劳工运动中进步力量的所作所为却噤若寒蝉。（29）
    莱曼之所以不能全面解释19世纪的排华运动，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坚持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一元论历史观，认为在排华中只有种族歧视在发挥作用。然而，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排华运动，“阶级”与“种族”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问题在于，欧裔工人首先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他们的种族主义表述常常在阶级对立的框架中展开。在他们看来，使用“低等种族”的工人是雇主阶级的阴谋，目的是压低他们的工资。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在19世纪，种族主义弥漫着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又是在种族主义的气氛中进行的。欧裔工人认为，资本家用来破坏他们罢工的工人都属于“低等种族”，所以他们对少数族裔的工人常怀敌意。美国社会学家玛丽·柯立芝（Mary Coolidge）早在1909年便看清了“种族”与“阶级”在排华中的作用。她写道：
    一个普通的[白]人……可能看不起华工所接受的体面工作和公平的工资，但他还是认为，如果劳工市场上没有华人的话，他自己就能够得到合意的工作和较高的待遇。最为重要的是，他憎恨那些成功的富人，[因为]那些富人竟然忽略了不成功的白人，却去雇用低等的外籍工人。所以，从那时起，阶级对抗和种族偏见的暴力都增加了。而排华的呐喊至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过对由于投机而致富的阶级更深的担忧来获得解释。（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