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德琳·徐的专著《梦想金山，梦想家乡》主要是讨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广东台山人向美国移民的历史。她发现，台山移民实际上在不断地迁移，“尽管机会甚微，但台山人还是不断地去追寻太平洋两岸的彩虹。他们相信在大洋一边的美国有一袋黄金在等待着他们，而在大洋的另一边则有自己的家庭和安逸的生活[在等待他们]”。事实上，这些移民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既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也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理想中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在美国扎根，而是在积攒了足够的金钱后回到家乡台山。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和家乡台山之间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系。麦德琳·徐还指出，台山移民的社区和身份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跨国的和多元的认同。她认为，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的人，必定会认为移民只能属于某一个特定地区，但台山人移民的经历证明，流动的人口可以同时属于两个地方。在美国主流社会拒绝和排斥华人的情况下，台山人照旧到美国去做工，这本身就说明民族国家控制人口流动的能力有限。关于空间和身份认同的传统观念看重由民族国家所限定的领土疆域，这种观点远远不能解释流动人口的复杂现实。（49）
    陈勇同样从跨太平洋的视野去观察旧金山华人的历史。他指出，美国华裔当中许多人是在跨太平洋的境界中去理解自己的各种经历。他们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时仍然怀念位于广东的家乡以及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记忆不仅仅是怀旧的情感，而是体现出一条真正的经济和政治纽带。陈勇特别讨论了20世纪前期的几起政治事件在华裔美国史上的作用。其中1905年由中国人、美国华裔和世界其他地区华人共同参与的抵制美货运动，不但表达了对中国移民在美国遭受歧视的不满，而且还使美国华裔获得了为实现美国梦和争取公民权所需要的力量。此外，旧金山华裔对国内同胞抗日战争的支援不仅加强了太平洋两岸华人之间的纽带，而且也成为华裔在美国抗击种族歧视的有力武器。不过，陈勇最终还是强调中国移民融入了美国社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同化于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社会。《华人的旧金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融入美国社会”和“情系故国”这两种情怀间辩证关系的典范。一方面，旧金山华人参与美国政治并没有减少他们和家乡之间跨太平洋的联系；另一方面，怀念和支援家乡也没有使他们变得不再像是美国人。（50）应该指明的是，上述两部著作并不是专门为“寄居者”的观点正名，但它们至少削弱了亚洲移民是“定居者”的论点，同时也否定了传统的“同化论”。
    现在再来看二战期间日本移民及其子女被强行迁徙和拘禁的问题。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亚裔美国史学家普遍认为，拘禁日裔的决定完全是出于种族主义的动机。但是近年来出现的“跨国主义”历史观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从“跨国主义”立场出发的学者发现，日本移民将美国的“边疆学说”和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塑造了他们的双重民族主义认同。在这些移民的心目中，美国西部不仅是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边疆，同时也是日本扩张野心的最东部的边疆。日本移民中的历史学者利用伪科学理论，鼓吹日本民族的海上起源论，声称这种扩张主义特性仍然留在日本种族的血液里。他们还认为，日本帝国的海上命运意味着日本种族被赋予了在海外建立“新日本”的使命。（51）日裔美国学者东荣一郎进一步指出，日本战前的殖民主义、扩张主义政策和它的跨太平洋移民之间一向都相互影响。他写道：“从一开始，由移民为主导的殖民主义[政策]就和日本帝国主义正式的军事冒险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甚至把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移居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的日本人看成是日本殖民主义扩张的先头部队，而日本移民中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在“跨太平洋扩张主义”的影响之下，也将自己看做是殖民定居者。（52）
    日本移民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反应也不同于其他亚洲移民。他们认为自己同样来自优越的种族，要用自己的种族主义和敬业精神去击败白人的种族主义，进而扩大他们在美国建立的“新日本”。有一位日本移民作家写道：“……我们的历史和祖国的历史不完全相同，然而它仍旧是[祖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的历史构成了日本[海外]扩张历史的首页。”1940年11月，日本外交部和殖民事务部联合主办了一次海外日本侨民大会，目的是动员海内外日本人发扬光大日本扩张主义的传统。首相近卫、殖民大臣与助和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用东荣一郎的话来说，“导致了海外移民和建立殖民地在日本移民的意识里更大程度的混合”。盛大的游行庆祝仪式启动了一连五日的大会。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来自美国的两个最年长的日本移民，紧接着是来自夏威夷、美国大陆、加拿大、东南亚和南美洲的代表团。来自美国的移民带头向天皇三呼万岁之后，首相近卫开始讲话，他说“……你们的出席使我们回想起日本[向海外]殖民的历史，这个历史的首页已经写在你们和你们的先驱者的血液里。”来自旧金山的一个移民报纸发行人在发言时做出保证，要把作为帝国臣民的光荣铭刻在心，在日本海外拓展的前沿以征服全世界的精神前进。一个来自圣地亚哥的日裔农民还将旅美的日本移民形容为“种族斗争的胜利者”。大会为彰显日本移民在海外所发挥的拓展作用，还特地举办了题为“我们的新边疆”的展览会。其中一个展览展示了堆积如山的橘子和柠檬，以显示日裔农民在美国农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一部分日本海外移民还通过展览会向侵略亚洲国家的日本士兵捐赠了成千上万个慰问袋，以表示他们的“爱国主义”。（53）
    日裔学者布莱安·M.林（Brian M.Hayashi）所作的研究使他相信，拘禁美国日裔并不像持一元论历史观的学者所想的那样简单。林发现，许多日本移民将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送回日本接受教育，这些日裔的第二代当中有不少人最终选择留在日本。在那些返回美国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公开为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帝国主义政策辩护。林认为，“种族”并非导致美国政府大批拘禁日裔居民的唯一因素。当时陆军部的官员是真正担心日本可能会对美国发动进攻，这种担心并非臆想。因此，所谓“军事上的需要”是确实存在的，虽然它不能证明拘禁日裔的决定是正确的。林还从国际视野探索美国政府拘禁日本移民的动机。他发现，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决定拘禁日裔居民，是准备以此作筹码，阻止日军虐待他们在菲律宾战场上俘虏的美军士兵。同时，拘禁日裔居民也是迫于来自盟国的压力。当时，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在美国之前就已经开始迁徙和拘禁那里的日裔居民了，这些国家纷纷要求美国针对日本在西半球的威胁采取坚定的措施。多年来，亚裔学者还认为，即使日裔居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仍然还是毫无保留地忠于美国。（54）但是林却发现，对于大多数被拘禁的日裔来说，支持日本而不支持美国的立场是合理的，多数日本移民都采取了亲日本的立场。（55）
    在拘禁日裔居民这个问题上向一元论历史观挑战，如同向排华问题上的一元论观点挑战一样，是具有政治风险的。东荣一郎在赞扬林的贡献时说，这个“能够反映[历史事件]复杂性但肯定会引起争议的观点可能会招致怨恨和批评”。（56）但无论如何，发现日本移民和日本扩张政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及发现日本移民并非绝对忠于美国，无疑标志着日裔美国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当然，这些新发现和新视野并不意味着二战期间所有的美国日裔都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做内应，也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强行迁徙日本移民及其子女的政策全部都是正确的。但是，倘若今后的研究继续沿着东荣一郎和林等学者所提供的线索走下去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关于拘禁日裔的决定完全是出于种族歧视的论点迟早是要被彻底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