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最近十五年的新动向
    与学者当初摒弃文化传统的视野而从种族歧视的角度去诠释亚裔美国史一样，最近15年来这个学术领域中的新动向也表现在史学观点的革新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打破了传统史学所设定的“黑人对白人”的种族关系理论框架，提出了欧裔、非洲裔和亚裔之间三角形关系的新思维；其二就是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散居（diaspora）”的角度去重新观察亚洲移民史，从而否定或削弱了“同化论”、“美国化论”和“定居者论”；（40）最后，持“跨国主义”和多元论历史观的学者承认二战期间拘禁日裔居民确实有军事上的需要，因而再现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多年来，学者大都把美国不同族群间的关系归结为“黑种人对白种人”的双重种族关系模式，亚裔美国史也被放入该理论框架中讨论。亚洲移民或者作为有色人种被归入黑人行列，或者作为“模范少数民族”被推向白人一边。（41）然而，近年来这个“黑种对白种”的理论架构似乎很难再站稳脚跟了。韩裔学者克莱尔·金（Claire Jean Kim）在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纽约黑人和韩国移民间的一系列冲突后，认为“种族实力（即每个种族巩固现有种族秩序的意向）”是理解黑人和韩裔间矛盾的关键。他勾画出由“高等对低等”和“局内人对外国人”横竖交叉的两个轴线所决定的种族秩序。白人和黑人分别占据竖向轴线的顶端和底部，新来的亚洲移民位于白人之下、黑人之上，但他们在横向轴线上则偏于“外国人”一侧，从而出现了一种“三角形化（triangulation）”的种族关系。他指出，黑人对韩裔的攻击是他们长期以来在“管辖自己社区”的名义下抵制白人种族压迫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反对外来的商人、教师和业主“侵入”自己的地盘。韩国移民反对来自下方黑人的挑战，以保卫他们在种族秩序中靠中间的位置，这也是他们的“种族实力”的表现形式。总之，黑人和韩裔冲突的本质是两个遭受压迫的族群在加强自己实力的斗争中所产生的冲撞。（42）
    在克莱尔·金之后，日裔学者思考特·仓茂（Scott Kurashige）又对洛杉矶市黑人、白人和日裔美国人之间的三角关系进行了考察。他发现，在日裔和非洲裔美国人之间曾经有过合作，但他们在住房、就业和政治代表权等问题上也存在竞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黑人和日裔曾有过被歧视和被排斥的共同经历。到了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和黑人领袖都提倡民族团结，再加上黑人自己的抗争，使得非洲裔美国人在就业等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而日裔美国人则遭受了被迁徙和拘禁的厄运。然而到了战后，又出现了白人接受日裔却疏远黑人的现象。在冷战时期，出于将日本拉入“自由世界”阵营从而巩固美国霸权的需要，白人社会对日裔采取了拉拢的态度，使日裔第二代有机会融入主流社会，于是黑人和日裔这两个少数族裔便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此外，仓茂还揭示了黑人、白人和日裔美国人之间三角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一方面，上层白人为了巩固欧裔美国人的霸权地位而挑拨黑人和日裔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黑人和日裔都努力促进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提高被白人社会接受的程度，这自然增加了这两个族群之间的隔阂。当然，每个种族中的进步分子为了打破白种人的霸权，也在不断地促进多种族之间团结的共识。（43）
    在前一节里，我们曾提到亚裔学者对赖特的著作以及对“模范少数民族”论的批判。由于这些学者强调黑人和亚裔美国人同属被压迫和被歧视的族群，不愿意承认这两个族群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所以，他们明显倾向于接受“有色对白种”的理论框架。然而上述的研究却显示，虽然亚裔和黑人都曾经遭受过种族歧视，但他们的经历却有明显的不同，而且这两个族群间的关系并非和睦。早在30年前就已经有学者系统讨论了加州黑人对中国移民的排斥和敌视态度。（44）最近还有学者发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下，旧金山的华裔虽然反对来自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但是却没有因此而提倡普遍的种族平等，而是反过来又鄙视黑人。（45）有鉴于此，关于白人、黑人和亚裔之间三角形关系的新观点，不但代表了对传统种族关系理论的重要修正，而且对亚裔美国史学也是一个贡献。然而，上述两位学者把亚裔和黑人的不同经历完全看成是白人为巩固自己的霸权而进行操纵的结果，却只字不谈其他因素--包括文化传统的因素--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诠释仍嫌不够全面。
    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散居（diaspora）”角度重新审视亚洲移民史的代表作包括麦德林·徐（Madeline Hsu）的《梦想金山，梦想家乡：跨国主义及美国和南中国之间的人口流动》、陈勇的《华人的旧金山，1850-1943：一个跨太平洋的社区》、东荣一郎（Eiichiro Azuma）的《在两个帝国之间：日裔美国[所涉及]的种族、历史和跨国主义》以及奥古斯都·艾斯皮瑞杜（Augusto Espiritu）的《五个被流放的人：民族与美国菲律宾裔知识分子》。（46）从跨国主义视角观察亚裔美国史的学者，无论研究哪一个族群，都认为亚洲移民具有双重民族主义和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认同，这些移民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文化的世界里。“散居”的概念最初是用来形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后来也应用到某些欧洲和亚洲移民的身上。按照“散居”的观念，分布在其他国家的移民社区和他们的祖国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散居在国外的移民仍旧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政治上仍旧忠于自己的祖国。亚裔美国史学者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跨国主义”的新思维，与当今世界和美国的政治形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过去，白人社会经常指责亚洲移民不能同化于美国社会和不忠于美国。近年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性变化，“同化论”已经失去昔日的威严。同时，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也有大批美国人到其他国家工作和定居，人们对跨国移民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社会和两种不同文化里的情况也有了较深的体会。再有，很多从“跨国主义”的视野研究亚裔美国史的学者本人就是新移民。他们生长在中国、菲律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移民美国后不可能切断同祖国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具有两种民族主义情怀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首先来看“跨国主义”和“散居”的新视野给华裔美国史带来的冲击。前面曾经说过，巴斯认为作为“寄居者”的中国移民不愿在美国落地生根，所以造成欧裔工人的不满，引发了加州的排华运动。不言而喻，“寄居者”一词意味着中国移民最终的归宿是中国，而不是美国。然而，从美国亚裔运动中走出来的学者既然强调亚洲移民的“美国化”，既然要为亚裔争得美国史上的一席之地，他们自然十分忌讳“寄居者”一词。有亚裔学者曾经写道：“首先，我要避免将中国人称为‘寄居者’……坚持认为所有到美国来的中国人都是寄居者--就像某些学者所作的那样--就等于明确地把他们从美国移民史中排除出去。”（47）还有两位学者指出，美国华裔从来都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是美国人。而中国移民当中“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过程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48）不过，近年来出现的“跨国主义”和“散居”的研究视野却动摇了中国移民是“定居者”和“美国化”论点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