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立芝的话写于20世纪初，当时她正任教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对于排华运动可谓身临其境，因此对“种族”与“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显然深有体会。（31）可惜像莱曼这样的学者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对于阶级矛盾在排华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竟然视而不见。
    如前所述，亚裔美国史学家坚持一元论历史观，主要是担心承认种族歧视以外的因素也在影响着亚洲移民史，就会淡化种族主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会导致种族主义卷土重来。因此，每逢有人从种族歧视以外的视野--即使是阶级斗争的视野--去理解亚裔美国史的时候，他们都会使用极其激烈的言辞去攻击和诋毁对方。例如，亚裔学者在批判赖特的观点时说他是“种族主义和经济剥削的辩护士”。莱曼则指控基奥瑞“急于把白种工人从排华运动的罪过中赦免出来”。（32）不过很明显，坚持一元论历史观的代价是不能如实地理解19世纪的排华运动。
    最后还需要指出，到目前为止，亚裔美国史学家很少将亚裔美国史同整体美国史结合起来。前面已经指出，当初亚裔青年称自己是亚裔美国人，其用意并不在“亚裔”，而是强调自己是“美国人”，以便争取和欧裔美国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同时，亚裔美国史学家反对把中国移民称为“寄居者”，强调他们如何适应和融入美国社会，也同样是为了在美国历史中为亚洲移民争得一席之地。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移民“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主题在华裔史学中始终占支配地位。（33）然而，尽管这些学者认为亚裔是美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却很少将亚洲移民的经历放到美国移民史的框架中进行讨论，也极少有人将亚洲移民同其他国家的移民进行比较。他们对整体美国史的理解还比较肤浅，对亚裔社区和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除了排华和排日运动）还不甚了了。
    关于亚裔学者未能将亚裔美国史当做美国移民史的一部分，我曾做过专门讨论，当时我指出，移民史学家和亚裔美国史学家都没有把亚裔美国史当成美国移民史的一部分。移民史学家出于“欧洲中心论”和“同化论”的立场，只把来自欧洲的移民看做是移民，而把亚洲移民看做是寄居者。亚裔学者不愿意在美国移民史的框架中研究亚洲移民史，主要是担心那样做会将亚洲和欧洲移民的经历等同起来，使人忘记种族歧视在亚裔美国史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时我还强调，承认亚洲人和欧洲人在移民背景和动机方面的相似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他们在美国的不同经历，不但不会淡化，反而会更加突显亚洲移民所遭受的种族歧视。（34）不把亚洲移民史和其他移民的历史作比较对于亚裔美国史的研究是相当不利的。我们在下一节里将会看到，最近几年出现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理论由于强调亚洲移民的双重民族主义，从而给亚裔美国史学带来了新气象。其实，移民史学家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从“跨国主义”的角度去探讨欧洲移民史了。例如，他们发现，早期的意大利移民大都是“寄居者”，他们的目标是在美国赚钱，然后返回故乡，所以，他们和祖国之间的联系从来都没有被切断。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很多意大利移民都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但他们仍然与母国的政局息息相关。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都显示出他们的双重民族主义和双重政治认同。（35）如果老一代亚裔史学家当初肯留意欧洲移民史的研究成果，我们可能在几十年前就学会从“跨国主义”的视角去观察亚裔美国史了。但是，亚裔学者对主流社会的怀疑非一日之寒，要想他们完全克服疑虑，平心静气地把亚裔美国史同欧洲移民史进行比较，恐怕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当然，近年来，已经有人尝试着将亚裔美国史同整体美国史联系起来。艾瑞卡·李（Erika Lee）在研究了排华法的实施过程后指出，排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移民社区的范围，它开启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从1882年开始，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无保留地欢迎移民的、没有国门的国家，而是变成了一个新型的把守国门的国度了。与此同时，所谓“美国人”的定义也变得更加具有排外性。她还指出，政治史学家在讨论国家政权建设时，往往忽视种族的作用。其实，美国联邦政府是在对外国人入境和居留加强管制的过程中壮大起来的。排华所导致的把守国门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实践在美国重新给自己定位的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36）此外，还有亚裔学者从中美早期的商业和文化交往中考察亚裔美国史和整体美国史之间的关系。如陈国维（John Kuo Wei Tchen）发现，在中美早期交往中，尽管饮用中国茶叶和使用中国器物是上层社会的象征，但是说到底，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只是作为一种“低下”的参照物，塑造了美国白人的文化认同、加强了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和对中国移民的种族歧视。虽然在早期，纽约的视觉艺术常常把英裔美国人放在社会的上层，把华人放在中间，而把爱尔兰人置于社会底部，但到了19世纪后期，在不同形式的东方主义作用之下以及随着泛欧种族认同（pan-European whiteness）的形成，华人就逐渐取代了先前爱尔兰人的位置，被置于社会底层。早年在纽约形成的歧视华人的种族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加强，并对美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37）
    上述两部著作试图将亚裔美国史同整体美国史联系起来，当然值得欢迎。有学者认为，这显示亚裔美国史学正日益融入整体的美国史学。（38）不过在我看来，现在做这种乐观的判断还为时尚早，因为上述著作所代表的新动向目前还只是一个开始，同类的著作仍然寥若晨星。下面我们还会看到，最近成为风气的“跨国主义”历史观可能又会将亚裔美国史推向整体美国史的边缘。此外，亚裔美国史学虽然注重主流社会对亚裔的歧视，尤其是白种工人在排斥中、日、菲等国移民的运动中所担当的主力作用，但是却极少有人对欧裔工人的意识形态做过深入研究。迄今为止，亚历山大·塞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的《必不可少的敌人：劳工和加利福尼亚的排华运动》（39）是探讨欧裔工匠排华动机的唯一一部有深度的著作。但塞克斯顿只是研究加州白种工人排华的动机。而大家都知道，东部一些地区和太平洋西北部的许多欧裔工人却反对排华，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亚裔美国史学家今后必须认真研究美国不同地区的阶级结构和欧裔工人的文化传统，才有望解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