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权力的重构伴随激烈争斗，元首与其他势力围绕情报资源的博弈一直存在，受军队擅权、行省自立等因素影响，情报系统弗及范围很难逾越元首实际控制区域。但正是这种博弈，不断提升着情报系统在国家统治中的地位，为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机构的建立蓄势。此外，还需指出，弗鲁曼塔里伊、行省免役士兵自恃特殊身份，滥行职权。他们或求闻达于元首，或为一己之私，大举诬告和陷害之风；(77)还“将驿站和警卫哨所变成敛财的工具，出现令人难以容忍的弊病”。(78)情报人员滥用职权制约情报系统正常运行，更使元首与统治集团、社会群众离心离德，无益于巩固统治。情报系统深陷之困境，乃时势使然，元首权力衰落才是问题症结所在。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再造罗马帝国。鉴于军队强横、地方势力跋扈相继发生的严重教训，他加强控制国家军政大权，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后被君士坦丁等皇帝详加厘定增补，并得到法理上的认定。该制度特色在于，君主是国家的核心，君主以一整套完善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形式，严格控制全国局势。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出现后，情报系统集权化建设最终完成，情报活动开启机构化时代。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机构是中央国家机关，在庞大的国家机构中不可或缺。它以全面监控国内外局势为要务，由执事官(magister officiorum)领导，(79)情报人员从文官中调选稽查使(agentes in rebus)组成，人数逾千。(80)它的建立，剥夺了行省总督组织情报活动职权，抑制了军队在情报活动中的影响力，是戴克里先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军政分离改革的产物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之举。
    总之，元首制时期情报系统建设，上承共和时期情报活动深厚底蕴，下启君主制帝国高度集权的情报机构，是古罗马情报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突破秘密情报活动囵舆，将情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构建了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中央集权为价值取向的综合性情报系统，标志着古代世界情报活动的高峰，开创国家情报系统之先河。三百余载内，情报系统变迁与国家所处历史阶段、国内外安全局势、执政者治国理念、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集中体现中央集权国家发展轨迹，揭示出统治者政策调整能力和利用资源的水平。帝国创立伊始，元首制建立和促进统一方针的实施，使情报被正式提到国家筹划议程。奥古斯都审时度势，构建全国性情报传递系统，成为扩大元首影响、缔造统一国家之工具。这时期情报系统尚在酝酿，但目标与思路已然明确，公元2世纪情报系统正是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来。奥古斯都后的执政者整合情报活动、开发情报资源，继而将纷繁复杂的情报活动统入到系统化轨道上，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增强综合国力。
    公元3世纪是罗马帝国聚变与重构的时代。深陷国内外斗争囹圄的元首在制定决策、巡按百僚、深辩国内外情势过程中，无不表露出对情报壅蔽的忧虑和为谋求全面情报而做的努力。3世纪元首开发情报资源、控制情报流向的力度及其情报渠道延布的纵深层面，乃前代无以弗及。在巨变中，执政者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加强边疆情报防御能力，推进情报系统集权化建设，使其在国家政治军事运作中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情报系统集权化是解决危机的内在要求，是元首公开推行专制统治的缩影，对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改革产生巨大影响。长期的国内外战争中，晚期罗马帝国君主认识到，只有保存国家才能维持自身权势，因而追求权势同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国家安全。他们将国家安全视作最高利益，通过组建一系列高度集权的政治机构，全面控制国内外局势。这些机构的建立，标志着罗马帝国国家安全开始从对个人权力的依赖，过渡到对制度和机构的依赖。情报系统最终演变为高度集权的情报机构自然不可避免。专门研究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机构，可一窥当时政治特点，深入认识情报在国家安全上的地位。这将是笔者今后致力的目标。
    注释：
    ①记述罗马帝国情报问题的古典作品概有：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狄奥《罗马史》、希罗狄安《历史》、斯巴提安《诸帝本纪》、尤塞比乌斯《教会史》、奥略留·维克多《恺撒传》与阿米安·马塞利努斯《罗马史》等。较之古典作品，拉丁铭文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丰富信息。铭文内容涉及情报人员、情报任务等领域，字数从几十字到百余字不等，体裁有墓志铭、奉献性铭文和纪念性铭文三类。目前发现的铭文主要收录在《拉丁铭文集》(Theodor Mommsen,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Vol.I-XIV),Berlin: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862-)和《铭文年鉴》(René Cagnat,L'Année Epigraphique,Paris:Presses University de France,1888-)中。
    ②提奥多尔·蒙森等学者在编纂《拉丁铭文集》工作中，整理和勘定有关铭文，尤为关注弗鲁曼塔里伊(frumentarii)起源问题，提出不同见解。上世纪初，莱茵诺德发表《外族营内驻兵类别》(B.Reynolds,“The Troops Quartered in The Castra Peregrinorum,”The Jorunal of Roman Studies,Vol.13[1923],pp.168-189)一文，罗举学界争议、梳理弗鲁曼塔里伊建制与职权，构建以弗鲁曼塔里伊为中心，向情报传递活动以及秘密情报活动辐射的研究框架。冷战时期的学者在“秘密情报系统”或“秘密情报机构”语境中考察罗马帝国情报活动问题，重在阐读情报与专制的关系。90年代以降，学界研究旨趣转至讨论情报传递活动，预示新的学术视角初现端倪。奥斯丁与兰可夫合著《侦查：罗马政治与军事情报活动--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到哈德良堡战役》(N.J.E.Austin,N.B.Rankov,Exploratio: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from the Second Punic War to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London:Routledge,1995)一书讨论情报传递与边疆防御问题；谢尔顿《古罗马情报活动》(Rose Mary Sheldon,Intelligence Activities in Ancient Rome,New York:Frank Cass,2005)从情报流变角度梳理情报活动史；安妮·科尔波《罗马帝国交通与交流》(Anne Kolb,Transport und Nachrichtentransfer im Romischen Reich,Berlin:Hubert&Co.Gottingen,2000)侧重讨论罗马帝国情报传递方式的流变。
    ③有关共和时期情报传递活动的问题，参见A.M.Ramsay,“The Roman Postal Service under the Republic,”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10(1920),pp.79-86。
    ④Anne Kolb,Transport und Nachrichtentransfer im Romischen Reich,pp.21-22.
    ⑤A.M.Ramsay,“The Roman Postal Service under the Republic,”pp.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