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现代环境运动的先驱蕾切尔·卡逊女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人们证实：“人类正因对其他生物种类的傲慢轻率处置的态度而使自身生存面临威胁。”①卡逊的著作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环境主义运动，它促使人们从各个方面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1967年，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的文章，指责基督教让世人“以一种不关心自然对象的心情去开发自然”，应该对当前的生态危机负责。②也就在这一时期，哈丁的《公有地的悲剧》（1968年）、埃里希的《人口炸弹》（1968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年）等一系列论著的出版，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以及传统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局限性。③在这一轮的讨伐中，建立在西方基督教环境伦理基础上的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被认为是导致现代人与环境紧张的罪魁祸首，受到了各方的指责和批判。如著名学者卡普拉就认为：笛卡尔和牛顿所创立的世界观和科学模式导致了现代人类文化价值的失衡，并最终引起了这场全球的人类危机。④可是机械主义自然观毕竟是近代自然科学和文艺复兴所代表的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产物，曾经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鼓励人们对过时的科学和哲学教条的攻击，并帮助引起理解自然和满足人的需求可能性的质的变革。这是它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观念持久的积极作用（正如培根很好地表述的）是打破了对人的技术可能性觉悟的绝望并鼓舞人们相信人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⑤。虽然各种环境主义的流派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机械主义自然观，并且认识到构建一种不同于机械主义自然观的生态自然观和环境伦理已经成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可是对于机械主义自然观到底是如何导致当代生态危机的，各方面却语焉不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它们对于前者的批判力度，难以扭转长期以来世人所形成的征服自然、肆意破坏自然的观念和实践行为，不利于新的生态观念和环境伦理的构建。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机械主义自然观所潜在的非生态导向，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它与当代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略尽绵薄之力。
    一 强势人类中心主义及征服自然观念的空前发展
    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它不仅包括人类对自然界自身的组成、结构、秩序和变化的认识，还指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人类认识自然界自身的规律所依靠的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准确。而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则是一个文化的范畴，它不仅受到人类对自然界本身的认识的影响，还受到人类的传统、价值、宗教、文化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观念，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由于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还都非常有限，人类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人类感激自然，尊重自然，同时也崇拜自然，从而出现了原始的“万物有灵论”的观念，对自然中的种种神奇之处都加以顶礼膜拜。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就是这一时期相伴产生的文化现象。图腾崇拜，是人类早期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也是原始人希望与自然和睦相处的一种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护自然平衡的作用。而神话，则是古代先祖留下的文化珍宝，是他们丰富奇特的想象力的结晶，是他们对自然界，人类自身及其起源的认识和描绘，也是当时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卡普拉指出：“地球作为生命有机体和养育之母的形象成为一种文化束缚限制人类的多种活动。人们不会毫不犹豫地去杀害母亲，到她的内脏中去挖掘金子，肢解她的身体……只要地球被认为有生命，有感觉，对它进行的破坏性行动都可以被看做对人类行为道德的侵犯。”⑥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差异，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对自然的看法也出现了差异，形成了顺应自然和挑战自然两种不同的倾向。不过，总起来看，从人类发展早期到16世纪初期，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观是人与自然对立的倾向，而且随着人类的进步，这种自然观也越来越走向极端，以至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发展成为一种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机械主义自然观。机械主义自然观“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也像希腊思想家一样，把自然界的秩序看做一个理智的表现，只不过对希腊思想家来说，这个理智就是自然本身的理智，而对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来讲，它是不同于自然的理智--非凡的创造者和自然的统治者”⑦。虽然在西方文化中也不乏生态智慧的种子，但是遗憾的是，随着西方社会的演进，西方文化中强调生态智慧的观念越来越遭到冷落，而以倡导征服自然、鼓吹人与自然相对抗为特色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青睐，成为主流的自然观念。
    强势人类中心主义与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堪称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双胞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切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以人为根本尺度去评价和安排整个世界的一种世界观、文化观、价值观、实践观和伦理观。其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无论是在早期的基督教教义和希腊罗马文化中，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它对于人类摆脱早期的蒙昧状态，深化人类社会对世界万物的认识，以及对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批判等，都发挥了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本较为弱势的人类中心主义由于插上了科学的翅膀而变得越来越狂妄，以至于到近代逐渐演化为一种典型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即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它以机械论和还原主义为其理论依据，从培根、经笛卡尔，最终到牛顿完成其理论变迁。培根认为：“对待自然就要像审讯女巫一样，在试验中用技术发明装置折磨她，严刑拷打她，审讯她，以便发现她的阴谋和秘密，逼她说出真话，为改进人类的生活条件服务。”⑧笛卡尔则断言：“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⑨这种机械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由于是一种自在的目的，是最高级的存在物，因而他的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而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只要这样做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把自然界看做一个供人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人完全依据其感性的意愿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全然不顾自然界的内在目的性。它还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自然存在物只有在它们能满足人的兴趣或利益的意义上才具有工具价值，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是客观的，而是由人主观给予定义的。
    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机械自然观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于人类利用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倡导和推崇。它忽视自然和人类的共同性，单纯夸大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相信科学万能，鼓吹人类凭借理性智慧和科学的力量去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文艺复兴所调动起来的人性的贪婪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科学技术则成了实现人类这一梦想的工具；而反过来，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又进一步加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野心。甚至连伏尔泰都不得不承认：“没有欲望，没有名利欲，没有野心和虚荣心，人性的进步、鉴赏力的提高和科学艺术的完善都是不可想象的。”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