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安德瑞德（Tonio Andrade）提出17世纪荷兰人和汉人“共同殖民”（co-colonization）台湾的说法。安德瑞德的理由是东印度公司建立行政机构，提供免费土地、税捐减免和其他的补助，制服原住民，阻挡海盗，建立民政和警察机构，将台湾打造成为一个更合适的经商环境，吸引拓荒者渡海前去；汉人移民则为殖民地政府提供开荒、打渔、猎鹿、伐木、造屋、修路、劳务等，繁荣台湾的经济。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经营为汉人统治台湾铺路。(72) 比利时的韩家宝（Pol Heyns）也附和“共同殖民”的说法，认为“当时的汉人不一定居于被剥削者的地位，反而可能成为该合作关系下的共同受益者”。(73) 本文认为这个“共同殖民”的说法是错误的，荷据时期汉人居民明显地被荷兰人统治和受到剥削。试举几个例子说明如下：
    荷据末期内地诸税收入日益重要，其中人头税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1656年、1657年均占内地诸税的一半以上。(74) 根据殖民政府规定，台湾居民中只有“我方辖下所有中国人”需要缴纳人头税。欧洲裔自由市民及员工家眷均不需缴纳，明显地剥削汉人居民。再如，1636年3月31日规定：“所有中国人不得拒绝公司征用舢板执勤出航”；1641年6月5日规定：“未经我方发放许可证，所有中国人均不得与任何地方、港口或海湾与本岛当地居民从事交易”。(75) 汉人居民的婚姻也受到限制。殖民地规定，只有基督徒，或者至少需要接受基督教育，才可以跟原住民妇女结婚。(76) 在1650年-1661年热兰遮城的婚姻登记簿中，完全没有汉人。(77)
    所谓“提供免费土地”更是谬误。荷据台湾以前，本来就有许多无主土地，可以免费开垦，荷兰人本没有台湾土地的所有权，哪里有资格提供土地给汉人。所谓“税捐减免”一说也难以令人信服，税捐是荷据台湾以后强加给汉人的，本来不需缴纳任何税捐的汉人在荷据后被迫纳税，哪里谈得上是好处。在收成不好的时期，汉人农人和承包人亏损累累，濒临破产，荷兰人减少本来不应征收的税捐，为的是怕杀鸡取卵，断了日后的财源，而不是为了汉人居民利益着想。
    汉人居民也没有参政权。殖民地法令由荷兰人订立，汉人唯有遵行。以村社包税制度为例，首先，无论制度的设计、建立、实施和监督都是荷兰人一手主导，汉人没有机会参与法令制定，贡献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其次，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武力压制，汉人和原住民都没有不参加村社包税制度的权利。为了在殖民地生存，汉人和原住民只有加入，让荷兰人坐享厚利。
    由于汉人在大员和赤崁人口占绝大多数，为了管理方便，公司指定10个左右汉人长老（Cabessa）跟汉人居民沟通。长老没有清楚的任期和职权，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位，只是作为双方沟通的桥梁。(78) 1644年殖民政府指定3位汉人长老和4位荷兰人参加市政法庭审理跟汉人有关的民事小案件，是汉人在殖民地政府中担任的唯一比较正式的职位。(79) 这个法庭实际组成后只有两名汉人委员Joctaij和Chako。(80) 1647年12月底法庭重组，荷兰人增加为7人，汉人维持2人，为商人Boyko和Lacco。(81) 1653年在首任地方官（Landdrost）胡格兰（Albert Hoogland）的建议下，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在赤崁设立一座法庭，(82) 由两名高级市政委员会成员轮流担任法官，仍然只有两名汉人长老参加。(83) 汉人代表居于少数，只参与审理民事小案件，提供咨询意见，参与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说明虽然荷兰人将汉人视为重要的事业伙伴，但是荷兰人绝对处于统治者的地位，压榨汉人居民，“共同殖民”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殖民地内歧视汉人的做法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主张普世的一神论，基督教是全人类唯一的真正宗教，全人类都应该接受基督信仰，因此以“我们基督徒”对“他们异教徒”的“二分法”看世界。(84) 他们的逻辑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比“他们异教徒”优越，因此有权享受更好的待遇；汉人是“异教徒”，没有受到神的眷顾，因此不能成为“自由市民”，不必尊重他们的权益，压榨他们为基督徒或公司谋利是合理的。这种“二分法”的世界观，反映的是荷兰殖民社会对非基督徒的宗教歧视。
    八、小结
    综合以上所述，17世纪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首先，它是一个阶级不平等的社会，统治阶层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员工、“自由市民”和眷属，以荷兰人为主，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被统治阶层有汉人、台湾原住民和荷兰人的奴隶。其次，它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女性不能出外工作，没有谋生能力，一辈子只能做男性的家属。再者，它是一个宗教不平等的社会，独尊基督教，唯有基督徒才能进入荷兰人社会。基督徒享有政治和生活上的特权，中国有自己悠长深厚的文化，没有人接受基督信仰，因此不能得到等同荷兰人的地位，只能处于被压榨和被统治的阶层。最后，它是一个种族不平等的社会，由于台湾原住民不是欧洲人，即使成为基督徒，还是不能得到等同基督徒的地位，大多数原住民仍然属于被统治阶级，受到荷兰人的重重限制。只有极少数跟荷兰人通婚，或者在荷兰家庭中成长的原住民才被接受成为“自由市民”，进入荷兰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