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芬利和普莱克特：《奥林匹亚赛会：第一个一千年》，第58页。
    (48)亚历山大是个赛跑能手，当被问到是否愿意参加奥林匹亚的短跑比赛时，他回答说如果他的对手都是国王的话他会参赛。僭主西隆(Hieron)也说过必须与其他僭主同场竞技的话。西蒙尼德(Simonides)说，一个统治者如果与他的臣民进行比赛的话，如果赢了得到的将会是嫉妒而非崇敬，如果输了则会感到尴尬。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说到，在不同的阶级之间的一场平等的比赛是不正常的，人们更习惯在那些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人之间进行比赛。参见Mark Golden，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p.160-161.
    (49)说到权力的介入对比赛公平原则的破坏，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尼禄参加希腊赛会的“闹剧”。为了使这位皇帝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参加希腊所有重要的赛会，各地的运动会纷纷改期，并打乱了所有的比赛规程，在奥运会上首次设立音乐比赛。一方面，尼禄遍送罗马公民权和大量金钱给“希腊裁判”；另一方面，作为回报，“希腊裁判”也使尼禄包揽了包括多种“马赛”在内的众多奖项。最滑稽的是奥林匹亚赛会专门为尼禄设立了十马赛车的项目，尼禄亲自驾车，但途中却摔了下来，没有跑完全程，可还是被授予了这个项目的花冠。在巡幸希腊期间，尼禄竟然获得了1808项优胜。正如王以欣所言：“在暴君的淫威下，奥林匹亚的规则和公平公正原则丧失殆尽，严肃的比赛变成了一场滑稽闹剧。”参见王以欣：《神话与竞技》，第74页。
    (50)戈登指出：“为什么希腊人坚持年龄组的划分而忽视其他的划分，比如重型项目中重量级别的划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父子之间跨代的对抗。妇女与男子的比赛也要分开举行，女子比赛的跑道比男子的短1/6，这些都避免了对现行的等级制度造成挑战……当然，如果说男孩还可以转变成男人的话，女孩却不能。”见Mark Golden，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139.
    (51)有趣的是，如果仅仅从“数目上的平等”的角度来看，“比例上的平等”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反之，如果从“比例上的平等”的角度来看“数目上的平等”，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举例来说，雅典人之所以把通过投票选举官员的方式改为抽签选官，就是看到了“比例上的平等”的“不平等”的一面，而抽签选官的方式虽然实现了人人机会均等的“数目上的平等”原则，但这样一来，对那些懂得治理国家的优秀的人来说就成为了一种“不平等”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