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从我们得到的一份公元前100年四大赛会“马赛”优胜者的名单可以看出，在知道大致年龄的45个人中，60岁以上的有3位，50岁以上的7位，40岁以上的9位，30岁以上的15位，30岁以下的11位。参见Mark Golden，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121.
    (36)Mark Golden,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5.
    (37)所谓“奥林匹亚年”，即两次奥运会之间的四年的时间间隔，古代奥运会持续了一千多年，共经历了263个“奥林匹亚年”。公元前4世纪，伊利斯人希庇阿斯(Hippias)根据当地保存的历史悠久的档案记录编制了一部《圣地编年史》，当中提供了历届奥运会单程赛跑冠军的名单，并用这些优胜者的名字来标志“奥林匹亚年”，此后，希腊人逐渐采用“奥林匹亚年”作为历史记载的编年基础，而此前他们是用各自城市历年的首席执政官的名字纪年。参见王以欣：《神话与竞技》，第54页。戈登则认为，用一个单程赛跑冠军的名字来命名“奥林匹亚年”的做法不早于公元前3世纪，最早在文献和铭文中用于奥林匹亚纪年的是五项全能运动员。参见Mark Golden，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39.
    (38)Mark Golden,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39.
    (39)学者们发现，在传世的胜利颂歌和赛会短诗中，四个“泛希腊赛会”的排列顺序总是奥林匹亚赛会第一，接下来是皮提亚赛会、地峡赛会和尼米亚赛会，最后是地方赛会。在可以确定身份的“泛希腊赛会”的优胜者中，奥林匹亚赛会的数量高居榜首，几乎是皮提亚赛会的四倍，是尼米亚赛会和地峡赛会的两倍。Mark Golden，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36.
    (40)大卫·杨(David C.Young)在《希腊业余竞技的奥林匹克神话》一书中指出，现代奥运会所提倡的不为金钱运动的“业余原则”是19世纪英国贵族学校的发明，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价值观，与古希腊的奥运会无关。参见王以欣：《神话与竞技》，第357-358页。
    (41)转引自王以欣：《神话与竞技》，第358页。
    (42)Stephen G.Miller,Ancient Greek Athletics,p.11.
    (43)Stephen G.Miller,Ancient Greek Athletics,p.127.
    (44)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出，在城邦的荣誉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上，给在某一方面平等的人以不平等的待遇和给某一方面不平等的人以平等的待遇都是有悖于平等原则的，正是这两种做法导致了城邦的内部纷争。正确的做法是给在某一方面平等的人以平等的待遇，给予某一方面不平等的人以不平等的待遇，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平等”，这就要求城邦的立法者在运用前一种平等分配荣誉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后一种平等，即“根据其品性分配以相应的数量，运用恰当的比例，给那些在品德上更为优秀的以较大的荣誉，给那些品德上相反的人以较小的荣誉”。参看，Plato，The Laws，757a-d，translated by Thomas L.Pengl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柏拉图所说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平等命名为“数目上的平等”和“比例上的平等”，并作出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和阐发，他指出：“平等有两种，数目上的平等与以价值和才德而定的平等。我所说的数目上的平等是指在数量或大小方面与人相同或相等；依据价值或才德的平等则指在比例上的平等。”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45)戈登发现，希腊人已经认识到体育运动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ethos)与城邦民主制度的不同。如果说体育比赛主要是一种个人之间的较量，强化了一种贵族背景的话，那么重装方阵和公民大会所需要的则是一种集体团结的精神。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和克里托布鲁斯之间的一场争论就指出了二者的不同，那就是在体育比赛中，弱者虽然允许参赛，但总是那些强者赢得所有的奖项，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则是行不通的。亚里士多德也曾经说过，在体育比赛中，动作快的人和动作慢的人会得到不同的荣誉，但在政治上，任何的强项都不能成为执政的理由。戈登进一步指出，作为这种区分的表现就是贫穷的雅典人从来没有抱怨过马赛中富人的主导地位以及奖励分配上的不平等，也从来没有哪个体育比赛的优胜者因为嫉妒成为放逐的目标和喜剧作家讽刺的对象。参见Mark Golden，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pp.162-166。
    (46)米勒发现，裸体竞技的兴起和民主制度的产生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他指出，正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建立民主政制的城邦克罗顿(kroton)成为了裸体竞技的发源地，最早使用“平等”(isonomia)一词的人可能就是公元前6世纪克罗顿的物理学家阿克马尼翁(Alkmaion)。此外，从阿提卡瓶画上裸体竞技场面的年代统计数字上看，雅典裸体竞技的普及和民主政治的兴衰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同步现象。Stephen G.Miller，Ancient Greek Athletics，pp.232-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