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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古本《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 自乾嘉以来，学者考证诸子，成绩卓著，这为钱穆治诸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清人治诸子，也存在不少问题。在钱穆看来，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其一，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其二，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其三，依据史籍，不加细勘。《系年》力纠前人治诸子之失，博征典籍，以子证史，或诸子互证，或以《纪年》与《史记》、《国策》对勘，辑佚掇坠，辨伪发覆，上溯孔子生年，下讫李斯卒岁，上下200年的学人生平、师友渊源、学术流变，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实为他早年治诸子学的系统总结。 以古本《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是《系年》一书的最大特色。历来考论诸子年世，多据《史记·六国年表》，有的也参照《史记》其他篇目。而《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史记》记载诸子及战国史事多误，往往也“有例可括”。钱穆总结出《史记》记载多误的10条规则：有误以一王改元之年为后王之元年者；有一王两谥，而误分以为两人者；有一君之年，误移而之于他君者；亦有一君之事，误移而之于他君者；有误于一君之年，而未误其并世之时者；有其事本不误，以误于彼而遂若其误于此者；亦有似有据而实无据者；有史本有据，而轻率致误者；亦有史本无据，而勉强为说以致误者；亦有史公博采，所据异本，未能论定以归一是者。(12)钱穆认为不仅《史记》记诸子史实多误，而且《史记》三家注对《史记》之误未能辨伪发覆，实亦多误。再加之传抄失真致误(如字形近而误、脱落而误、增衍而误、颠倒而误)，窜易妄改增误(后人改易而误、窜乱而误)，后人曲说而致误。各种误因相加，“误乃日滋”，“纷乱不可理”。后世治诸子者对于这些伪误不加校勘、辨伪而引其说，其结果是误上加误。所以他不无感叹地说：“伪之途不一端，非一一而辨之，则不足以考其年。”(13) 钱穆订正《史记》之误，所用之书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此书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发现，共13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史事。杜预等人，皆定其为魏襄王时魏国之史记。魏在战国初年，为东方霸主，握中国枢纽，其载秦孝公前东方史实，远胜《史记·六国年表》。晋唐间的学者，如束皙、杜预、臣瓒、司马彪、刘知幾等都曾利用《纪年》提供的新材料纠正《史记》之失，取得了不少成果。(14)魏冢原书，在两宋之际佚失。《今本竹书纪年》二卷，为后人蒐辑，多有改乱，面目全非。《纪年》言三代事，如益为启诛，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均异于儒家记载，后人遂不信《纪年》，视为荒诞之书。唐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时采《纪年》其文，以著异同。清人考证此书，不下十数家，其中以雷学淇《竹书纪年校订》、《竹书纪年义证》最为有名；近人治《纪年》，以朱右曾、王国维成就为最大。朱氏辑有《汲冢纪年存真》，王氏辑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至此《纪年》之真伪，始划然明判，惜其考证未详，古本《纪年》可信之价值，犹未能彰显于世。钱穆早年在无锡城中一小书摊购得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一部，取以校王国维所校本，乃知王校多误，特撰《〈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一文，发表在1927年《史学与地学》第3期上，这是《系年》中最早发表的一篇文字。进入北平任教后，他多方搜集治《纪年》的专书，自言“于明代以下校刊《竹书纪年》，搜罗殆尽”。(15)他在《系年》中提出《竹书纪年》胜《史记》五条证据，并根据《纪年》订《史记》记诸子年代、行事的伪误，颇多学术创获。钱氏自言：“余为《先秦诸子系年》，比论《史记》、《纪年》异同，自春秋以下，颇多考辩发明，为三百年来(指清代以来一引者)学者研治《纪年》所未逮”。(16)充分表达了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自信。 顾颉刚当年把《系年》推荐给清华，陈寅恪是三位审稿者之一。由于审读意见的分歧，钱著未获通过。陈寅恪对此结果相当不满，多次在不同场合中称赞钱著。据《朱自清日记》1933年3月4日条载： 晚(叶)公超宴客，座有寅恪。……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纪》，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17) 杨树达在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18) 《系年》出版后，更是好评如潮。以朱希祖的评价为例： 阅《先秦诸子系年》序。其书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钱穆撰，统考战国各国年代，颇多纠正《史记》谬误，谓《竹书纪年》真为魏史，西周以前虽多臆测不可据，而战国时事年纪实最正确，其论颇有见地。盖以《史记》各本纪、世家纪年，多与诸子所记时事系年相抵牾，而以《竹书纪年》言之，则多密合，故不可以为伪书视之。他若《苏秦考》谓《史记》、《战国策》多本伪苏秦、张仪之书，故苏、张游说各国之辞皆不足信，证据颇确实。(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