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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证诸子的方法 钱穆早年以考据扬名史坛，《先秦诸子系年》便是他早年从事考据学的代表作。所以在考证诸子的方法上，他深受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影响，比较熟练自如的运用考据学中的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去考辨诸子的生卒年事。 关于本证。本证又称内证、自证，是一种利用本书前后互证来考订史实的方法。明末学者陈第在《毛诗古音考序》中称“本证者，《诗》自相证也”，即以《诗经》前后互证；清初学者黄宗羲、万斯大、毛奇龄等人提出“以经释经”、“以经证经”，即利用经部文献本身相互释证。钱穆在《系年》中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用《史记》“世家”与“年表”互核，即属于典型的本证之法。《史记·鲁世家》载鲁哀公以下列君年数，与《六国表》多异，钱穆以《鲁世家》与六国表互核，知《世家》可信，鲁表多误，以此重订鲁平公元年为周显王四十七年(公元前322年)，非周赫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卒在周赫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而非十九年(公元前296年)，也纠正了清人梁志绳《史记志疑》鲁平公立时为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之误，使其后乐克进辞、臧仓沮见之事在年代上也得到了合理的说明。 关于旁证。旁证，即利用他书论证本书之误，即陈第在《毛诗古音考序》中所言“旁证者，采之他书也。”钱穆称考据必罗列证据，又必辨其得失。而辨定得失，“则多有待于他书之旁证”。他在《系年》中以《纪年》校《史记》，以诸子之书与《史记》、《战国策》对勘，即属此法。钱穆本《索引》所引《纪年》，合之当时情事，参伍钩稽，知《纪年》可信，《史记》多疏，故厘订《史记》误乱据之考辨其记载诸子年事的伪误，他在《系年》中提出《竹书纪年》胜《史纪》五条明证，并根据古本《纪年》订《史纪》记诸子年代、行事的伪误，颇多学术创获。钱穆对自己的考证也深为自负，自言“余以《纪年》校《史记》，知齐、梁世系之误，重定齐威宣、梁惠襄之先后。而后知孟子初游齐，当齐威王时；游梁，见惠王、襄王；返齐，见宣王。以此求之，则匡章不孝，孟子与游之事，情节复显。”(35) 关于理证。所谓理证，即是在缺少证据的条件下，以学理作为判定是非的根据。钱穆主张考证应从材料入手，“先寻事实”。他说：“考年必先寻实事，实事有证，而其年自定。”(36)但是，人们考证所凭借的材料总是残缺不全的记载，他们凭借这些零碎不全的材料，希望追寻和复原的却是整个历史事实的真实。所以在文献、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研究者也可依据事理进行推断得出结论。在《系年》中，钱穆考证老子其书晚出，多用理证之法。他首先根据《老子》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加以考察，提出了“思想线索”的论证方法，其次从《老子》一书的文字、文句、文体等方面来加以推断，认为《老子》之书“盖断在孔子后，当自庄周之学既盛，乃始有之。”(详后) 孤证不信。考据学重证据，强调“语必博证，证必多例”，反对孤证单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乾嘉考据学风的特点概括为十条，其中第一条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第三条是“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37)钱穆考订诸子事迹也十分强调这一原则，凡立一说，必旁搜博采，博求佐证，在广征博证的基础上，“记其异同，推排其得失，次其先后，定其从违”(38)，反对孤证单行，无据轻断。 同一问题如遇不同说法而又无直接反证，固然应“著其说以存疑”。但是，钱穆又认为对各种不同说法也可重新加解释、分析，以便从中选择出一种相对可信的说法。如孔子居鲁年数，《世家》不详，《历聘纪年》主七年之说，而江永《乡党图考》、狄子奇《孔子编年》、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主一年之说。崔述则提出新说，认为“孔子归鲁，以理度之，当在定公既立之后。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棲他国，迨定公立而后返鲁，均未可知。”钱穆在“孔子自齐返鲁考”中，依据《孔子世家》的材料反驳崔氏：“然考之《世家》云‘齐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则孔子之去齐，并不以定公而欲归鲁也。亦不见去齐后有暂棲他国之事。且其时孔子未仕于鲁，亦不必定公立而后可归。”钱穆认为崔述之说，“纯出推想，未是信”，今既他无可考，只有从诸说中选择较近情理者，故云“姑依江氏说”。(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