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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诸子和先秦学术史的分期 钱穆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源于儒，开诸子之先河者为孔子。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成为儒家的反对者，由此便形成了诸子学中最早的两个学派。以后诸子之学，或源于儒，或源于墨。他在《国学概论》中论及先秦诸子思想渊源与流变时称：“先秦学派，不出两流：其倾向于贵族化者曰儒，其倾向于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庆赏刑罚，源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源于墨。故一主礼，一非礼。一主仕进，一主隐退。一尚文学，一主劳作。此当时学术界分野之所在也。”(32)在《系年》中，他对这一观点做了更进一步阐述： 先秦学术，惟儒墨两派。墨启于儒，儒原于故史。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于儒，而道启于墨。农家为墨道作介，阴阳为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文裔，小说又名之别派。而诸家之学，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达。(33) 钱穆在以儒墨为宗疏理诸子的基础上，把先秦诸子的发展分为三期：孔墨之兴为初期，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贵族阶级的生活究竟如何趋于正当。陈(仲)、许(行)、孟(子)、庄(子)为第二期，讨论的中心是士阶层自身对于贵族阶级究竟应抱何种态度。老子、荀卿、韩非为第三期。钱穆认为老子反奢侈、归真朴的思想，承墨翟、许行、庄周之遗绪，为战国晚期的思想。第三期讨论的中心是士阶级的气焰与扰动，如何使之渐归平静与消灭的问题。因此，初期的问题中心为“礼”，中期的问题中心为“仕”，末期的问题中心是“治”。在第三期解决“治”的问题上，法家承继儒家的思想，道家则从墨家转来，儒、墨的冲突集中表现为韩非的法治与老子无为之间的对立。 《系年》对战国时局、学风的变化与先秦学术史的分期也提出了富有价值的见解。钱穆认为，战国时局有三变，晚周先秦之际，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一变；徐州相王，五国继之，为再变；齐秦分帝，到秦灭六国，天下一统为三变。就学风而言，魏文西河为一起，转而为齐威宣稷下之学为再起，散而之于秦赵，平原养贤，不韦招客为三起。 关于先秦学术史的分期，钱穆提出了四期说。首期尽于孔门，流为儒业，为先秦学术的萌芽期。二期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起墨子，终吴起。此一时期，儒墨已分，九流未判，养士之风初开，游谈之习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枢纽，此为先秦学术的酝酿期。三期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此期学者盛于齐、魏，禄势握于游士。有白圭、惠施之相业，淳于、田骈之优游，孟骈、宋钘之历驾，有张仪、犀首之纵横，有许、陈之抗节，有庄周之高隐，风起云涌，得时而驾，此为先秦学术的磅礴期。四期始春申、平原，迄吕不韦、韩李。稷下既散，公子养客，时君之禄，入于卿相之手，中原教化，遍于远裔之邦。此时赵秦崛起，楚燕扶翼，七雄纷争，主于斩伐。荀卿为之倡，韩非为之应。在野有老聃之书，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邹衍之颉颃，吕韦之收揽，皆有汗漫兼容之势，森罗并蓄之象。此为先秦学术的归宿期。 钱穆对先秦学术的分期及其流变的论述，独具慧眼，颇多卓见。《先秦诸子系年》虽是一部为诸子考年的著作，其实未尝不可作为一部先秦学术史来读。台湾学者何佑森说：“《诸子系年》无疑是一部先秦学术史，这是钱先生自谦而没有说出的话。”(34)据钱穆自道，他撰写《系年》的目的是为下一步写作《先秦诸子学通论》作准备，可惜他后来学术兴趣发生转移，最终未能完成《通论》一著作，这对先秦学术史的研究而言当是一件憾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