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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战国史研究的贡献 《先秦诸子系年》虽然是一部考订诸子生平、学术渊源的考证之作，其实是通贯春秋晚期经战国至秦统一大约350年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的历史，尤其是对战国史的研究贡献尤大。众所周知，自秦皇焚书，诸侯各国史籍被毁，仅存秦国史官所记的《秦记》。但《秦记》记载简略，“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20)特别是秦孝公以前，地处雍州西陲之地、经济文化落后的秦国，不与中原诸国会盟，中原诸国皆以夷狄视之。故《秦记》所载中原诸国之事甚略，且不免残缺多误，年代紊乱，真伪混杂。清人顾炎武言及这段历史时就有“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21)的感叹。《四库全书董说七国考提要》言：“春秋以前之制度有经传可稽，秦汉以下之故事有史志可考，惟七雄云拢，策士纵横，中间一二百年典章制作，实荡然不可复徵。”(22)钱穆在《国史大纲》第五章《军国斗争之新局面——战国始末》中也说：“本时期的历史记载，因秦廷焚书，全部毁灭。西汉中叶司马迁为《史记》，已苦无凭。晋代(太康时)于汲县古冢，发现竹书，内有《纪年》十五篇，实为未经秦火以前东方仅存之编年史，惟后亦散失。因此本时期史事，较之上期(春秋时代)，有些处转有不清楚之感。”(23) 经秦火一焚，史书缺佚，史实茫昧无稽，后世学者视战国史的研究为畏途，即使是论及诸子百家之说，也仅及其思想学术。事实上，战国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除诸子在学术思想的创获外，诸如封建制的结束，郡县制的兴起，军国组织的肇创，中央集权的形成，田赋制度的变化等，在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的战国时代，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时期，此一时期的历史无疑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钱穆以前后10多年的时间，全付精力贯注于诸子生卒行事及战国史的研究，撰成《系年》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历史上这一重大转型时期的空白给填补了。钱穆在《系年·自序》中说：“余之此书，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纲，条贯秩如矣。”在《国史大纲》记战国始末一节中也有一段自注：“著者曾据《纪年》佚文，校订《史记六国表》，增改详定不下一二百处，因是战国史事又大体可说。惟颇有与《史记》相异处，一切论证，详著者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此下论战国大势，即据此书立论，故与旧说颇不同。读者欲究其详，当参读该书也。”(24) 《系年》考订战国史实贡献极大，可从是书卷三《苏秦考》中得一说明。《史记》载：“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钱穆认为《史记》载苏秦说七国辞，皆本《战国策》，其辞多出自后人饰托，并非历史实情，而此事又关系战国史实甚大，不得不加以明辩，故作《苏秦考》一篇，从当时列国强弱之情势着眼对苏秦主合纵、佩六国相印拒秦之说的真伪一一详加考证。首先，钱穆以称王的先后证明战国初期的强国为数不止六国(中山、宋也曾称王)，而列国间霸权之转移，乃是由梁的独霸而渐至齐梁的东西分霸；秦之称王在其得河西地后，而其得与齐梁三分霸权，乃在惠施、张仪相继在梁用事而秦之反间术得售之后，至此时，梁、韩二国的太子入朝于秦，其势力方折而居于秦人之次。但其时齐国的声威远在秦国之上，则在司马迁所定苏秦的年代以内，绝无六国合纵摈秦之必要，也绝无六国合纵摈秦之可能。其次，钱穆又从燕、赵二国的历史着眼，说明在苏秦时候，燕与秦还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自无事乎摈秦，亦不得而事秦；赵之国境在此时也还不曾与秦接壤，其国势仅能自保，尚不足与东方各国争雄，其逐渐强大乃在赵武灵王之后，而上距苏秦之死已久，则《史记》中合纵之议起于燕、合纵主盟在于赵等说，又完全与史实不合，于是苏秦佩六国相印合纵伐秦之说，便不攻自破。(25)接着，钱穆又考察了张仪的活动，最初是为秦而离间魏、齐之相亲，后来是为秦而离间楚、齐之相亲，当时秦的外交策略，尚在力谋“折齐之羽翼，散齐之朋从，使转而投于我。其时情势，犹是齐为长而秦为亚。秦与齐争则有之，秦欲进连衡之说，使山东诸侯相率西朝，尚未能也。”(26)最后，钱氏在此考中总结道： 今要而论之，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而东方齐梁争霸，秦以其间乘机侵地，东至河。及惠王用张仪，魏已日衰，遂有齐、秦争长之势。而张仪间齐楚，秦南广地取汉中。然其时，犹齐为长而秦为亚。及昭襄王初年，秦楚屡战屡和，而赵武灵崛起，以其间灭中山，为大国。及秦将白起亟败韩魏，而齐湣秦昭称东西帝。其时则秦为长而齐为亚。乐毅起于燕，连赵破齐，湣王死，东方之霸国遂绝。惟秦独强，破郢残楚，及范睢相，而有秦、赵交斗之局。至于长平之战，邯郸之围，而后秦之气燄披靡，达于燕齐东海之裔。夫而后东方策士，乃有合从连衡之纷论，而造说者乃以上附之苏张。考其辞说，皆燕昭赵惠文后事。而后世言战国事者莫之察，谓从衡之议果起于苏张。遂若孝公用商鞅而国势已震烁一世。东方诸国，当齐威梁惠时，已搅扰于纵横之说。则战国史实，为之大晦，当时列强兴衰转移之迹全泯。其失匪细，不可不详辨也。(27) 可以说，《系年》一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与生卒年代有了一个细致的考证，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脉，而且也把隐晦了两千年的战国史的真相从种种雾障中发掘出来，奠定了战国史的研究基础。(28)顾颉刚说：“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虽名为先秦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研究，于战国史的贡献特大。”(29)糜文开也说：“宾四先生《先秦诸子系年》最大的贡献，非但把先秦诸子的年代都考订了，而且改造了《史记》六国年表，使战国史有了一个新的面目。”(30)战国史研究专家杨宽亦言：“《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早年最用力的名著，主要是考辩先秦诸子活动的年代的。他为了正确断定年代，依据《古本纪年》详细纠正了《六国年表》的错误，不仅作了许多考辩，还把结论列为《通表》。考辩中曾考定战国时代重要战役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代，从而阐释战国年间形势的变化。也还附带考证了一些重要史实，如《战国时宋都彭城考》、《淳于髡为人家奴考》等，都有高明的见解。因此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对战国史的考订，作出了重要贡献。”(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