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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2－325页。 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1页。 ③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跋》，第622页。 ④钱穆：《孔子传·再版序》，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 ⑤钱穆：《致胡适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93页。 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跋》，第622页。 ⑦关于钱穆早年的墨学研究，可参见陈勇《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8页。 ⑧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通表例言》，第511页。 ⑨钱穆：《致余英时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第413页。 ⑩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0页。 (11)转引自肖民《钱穆、《先秦》与“商务”——〈先秦诸子系年〉出版的前前后后》，《出版广角》2003年第8期。 (12)参见《先秦诸子系年·自序》，第5－7页。 (1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第21页。 (14)参见邱锋《〈竹书纪年〉与晋唐间的史学》，《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88页。 (16)钱穆：《略记清代研究竹书纪年诸家》，《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68－569页。 (17)朱自清：《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18)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19)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下册)，1939年2月12日条，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00页。 (20)《史记》卷15《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 (21)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日知录校释》卷17《周末风俗》，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53页。 (2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1《史部政书类一》。 (23)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47－48页。 (24)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48页。 (25)参见邓恭三(广铭)《评〈先秦诸子系年〉》，《国闻周报》第13卷第13期，1936年，第40页。 (2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第289页。 (27)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第293页。 (28)邓广铭称《先秦诸子系年》“贯串了战国全代的史实而与诸子的书相互证发”，经过著者这一番严谨的考证和整理之后，“列国的世系，诸子的年世，学术的演变，各国与国际间前后形势之转移，在旧史中之向为昏昏者，全得而有了一个昭然的端绪和清晰的面目。《竹书纪年》、《战国策》和《史记》中的情伪既已毕露，于是凡关于战国时代的世家、列传、表志等，无一不可据此重作。”所以，邓氏认为该书名改为《战国史考异》，“或许更为切当一些”。参见氏著《评〈先秦诸子系年〉》一文。 (29)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30)糜文开：《宾四先生奋斗史》，《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期，1954年8月，第10页。 (31)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32)钱穆：《国学概论》，第59页。 (3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第23页。 (34)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见氏著《清代学术思潮——何佑森先生学术论文集》(下)，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474页。 (3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第22页。 (3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第19页。 (3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3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第20－21页。 (3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第11－12页。 (40)钱穆：《致胡适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第191－192页。 (41)《顾颉刚日记》第四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49页。 (42)参见杜正胜《钱穆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学》，收入氏著《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223－225页。 (43)钱穆：《老子辨》，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该书系据大华书局1935年版影印。 (44)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45)参见陈勇《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46)杜正胜：《钱穆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学》，见氏著《新史学之路》，第227页。 (47)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一，第88页。 (48)张福庆：《对钱穆先生“从文章的体裁和修辞上考察老子成书年代”的意见》，《古史辨》(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566页。 (49)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第221页。 (50)钱穆认为司马迁关于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的说法是无根据的，他引用《说文》等古籍进行释证。《说文》：“聃，耳曼也。”《诗经·鲁颂》毛传：“曼，长也。”《庄子》书称老聃，《吕氏春秋·不二篇》作“老耽”。《说文》云：“耽，耳大垂也。”汉《老子铭》：“聃然，老旄之貌也”，古人以耳大下垂为寿者之相，故高年寿者老子称老聃、老耽。古籍中又有续耳、离耳。徐坚《初学记》引《韩诗》云：“离，长也。”《文选西京赋》云：“朱实离离”。薛注：“离离，实垂之貌。”耳垂在肩上，故称离耳，又云续耳，“续”字有引长之意。钱穆认为李耳即离耳，离李声近。《庄子》记载孔子曾见了一位长耳朵的老者，但后人牵强附会，把离耳变成李耳，于是变老子名耳字聃姓李姓了。其实，老聃只不过是古代一位长耳朵的老者。 (51)邓恭三：《评〈先秦诸予系年〉》，《国闻周报》第13卷第13期，1936年，第40－41页。 (52)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下册，1939年2月12日条，第1000页。 (53)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一，第99页。 (54)参见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55)杜正胜：《钱穆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学》，见氏著《新史学之路》，第22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