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平等官和应去官的“考语” 大计平等官员，亦称“不入举劾人员”，“以守政才年四格注考，俱照旧供职”(36)。大计考察后，官员列入平等官的比例最大，予以留任。 大计之年，督抚等官给普通留任官员填写考语之例，始于顺治初年，其考语格式，经历了由繁入简的过程。顺治十六年(1659)，安徽巡抚蒋国柱填报大计册，内列按察使、布政使和他本人对留任的右布政使王无咎、江安提学道佥事李来泰的考语。右布政使王无咎的考语是：“家学渊源，本是眉苏后身，扬历中外，随地咸宜，可谓文学政事并踞其颠，伫宜内召大用，以展其生平所学”(按察使注考)；“通才济以精心，雅度加以敏干，庶务咸举，经纶巨手”(蒋国柱注考)。江安提学道佥事李来泰的考语是：“士沐菁莪之化，人歌朴域之章，足称文坛山斗”(按察使注考)；“力黜浮靡，孤寒振拔，官墙聿焕，文献足征”(布政使注考)；“作养人才，敦厉风俗，士类景仰品望”(蒋国柱注考)(37)。由此可见，与卓异官考语类似，顺治时期，平等官员的考语也是较为繁复铺陈。 康熙二十六年(1687)，停止为平等官员注写考语之例，雍正元年(1723)恢复。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雍正、乾隆年间吏部造送的平等官员黄册，分为一、二、三等(38)。乾隆年间，大计平等官员的考语，基本都是两组四字语，即“八字考语”。例如，乾隆十六年(1751)，直隶省大计，南路同知范清旷(平等一等)“才情干练，办事勇往”；安肃县知县孙彦颖(平等二等)“办事勤谨，克称厥职”；肥乡县知县刘启(平等三等)“居官谨饬，办事黾勉”(39)。此外，还有四字考语的情况，例如，松溪县知县潘汝诚(平等二等)“才具明白”(40)。 《安徽巡抚造送大计不入举劾各官年岁履历事实考语清册》，内列有光绪十五年大计平等官员的考语。例如，布政使阿克达春“持躬正大，办事周密，勤求吏治，措置得宜”；怀宁县知县尹起鸾“勤求吏治，办事精明”；桐城县知县吴云涛“精明练达，办事克勤”(41)。从该清册可见，除了布政使阿克达春、按察使张岳年的考语是四组四字语之外，其他各员的考语均为两组四字语。可见，大计平等官员与卓异官员考语是相同的，由繁入简，最终“八字考语”成为定例。 大计应去官员，即“八法”官，或贪，或酷，或疲软无为，或不谨，或年老，或有疾，或浮躁，或才力不及。清制，“贪、酷者，革职提问；疲软无为、不谨者，革职；年老、有疾者，勒令休致；浮躁者，降三级调用；才力不及，降二级调用。加级、纪录均不准援抵”(42)。顺治年间，大计应去官需上官注考语。例如，顺治十二年(1655)，湖广巡抚林天擎朝觐考察时，奏报武昌府通城县现任训导张树帜的考语是“老疾”(43)。顺治十六年(1659)，江宁巡抚蒋国柱对所属应去官员进行注考，给予江安督粮道参议黄鼎象的考语是：“另疏题参，老，应去”；徽宁道副使孙登第的考语是：“另疏题参，不谨，应去”(44)。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大计应去官员考语是按照所犯“八法”的条目进行概括，具体事迹，由督抚另参。 大计应去官的“考语”，也逐渐向“八字考语”靠拢。这在清后期的吏科题本和吏部档案中可见。例如，咸丰六年(1856)，直隶省补行咸丰三年大计，吏部尚书花沙纳开列应去官，东光县知县李宗城“人尚安详，办事竭厥”；高邑县教谕张五和“年迈力衰，难以司铎”。(45)咸丰八年(1858)，应去官江南淮安府安东县主簿杨文熙的考语为：“年力就衰，难期振作”，江南淮安府山阳县童营司巡检陈祥的则是：“办事颟顸，修防不力”(46)。光绪九年(1883年)，河南省大计，河内县知县徐本华以“习尚浮滑，政多痛民”，夏邑县县丞周镇西以“办事任性，不恰舆情”(47)等，分别被去官。由此可以推断，应去官与卓异官的“考语”变化应是同步进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