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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计“考语”模式的影响 大计作为常规的官员考核制度，对外官起到了一定激励、劝惩的作用。注写属官的考语及相关事实，成为督抚执行大计考察的重要政务。在大计之外，清代外官考察制度逐渐衍生出年终密考、州县事实考核等其他考察形式，而大计考语模式直接影响了这些考察形式的状态。 清初大计考语的注写借鉴明代朝觐考察的形式，偏重于辞藻华丽、语涉空泛。这种考语注写形式，在明代已经引起了很多关注。明代考语多“骈四俪六”，“珪璋瑚琏，如金如玉，麒麟凤凰，如松如柏，古人所以颂圣贤者，今以之誉凡夫矣。”明中后期官员的上疏中，强调考语应当“宁实勿文，宁详勿略”，去除“丽词蔓语，而竞藻以为工”的“靡词陋习”(64)。顺治三年(1646)，吏部奏请在次年举行朝觐大计时，考语应“须按人指事，明白直书，不许铺叙繁文”(65)。但在实际的注考中，仍避免不了繁文、虚文的倾向。顺治六年十一月(1649)，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李道昌指出：地方考察册，“语多游移，不甚的确，难以去留”，“考多笼统，含糊不明”(66)。雍正五年(1727)，世宗强调举荐官员，“不必引颂圣繁文”(67)。可见，清前期统治者一直在努力纠正考语繁复、空泛的现象，由此促成了大计考语的简化。前述雍乾以后，大计卓异官、平等官、应去官的“考语”逐渐形成“八字考语”格式，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简化“考语”的目的是为了去除虚文，力求言简意赅，但实际上“考语”越发空洞雷同，流于形式。可以乾隆十三年、十六年直隶省大计平等官的考语为例，见下表(68)： 由该表可以得知，除了“考语”本身的表述空泛之外，还存在前后抄袭的现象。这与督抚对制度的执行和重视程度相关。大计“考语”的空泛化，造成统治者对大计制度有效性产生怀疑。督抚将大计考语视为具文，这引起皇帝的关注。乾隆二十一年(1756)，高宗指出：“州县官人人为之出考语，而藩臬道府皆置不问，可谓不知领要，则州县之考语亦不过如大计册而已，未可信也。”(69)这表明他对大计考语持疑虑态度。  乾隆时期，开始实行年终密考，考察对象是藩、臬、道、府。乾隆初年，“令各省督抚将藩臬道府人员于年终加注考语，密封具奏，是为年终密考之始。其事例盖类于宋之臧否奏也”(70)。当年底，督抚将提镇司道府各员贤否，出考密陈，皇帝“将原单留中备览。其大计所出道府考语，则系题本，存吏部备案。二者各为一事”。(71)密考例不咨部，以密折径送皇帝，严防泄露。年终密考旨在弥补三年大计之不足，力求考语更客观。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督抚密封的考语，“率多空泛”(72)，笼统的“八字考语”逐渐成为常态。《清文宗实录》中记载了咸丰年间年终密考的状态，“俱是八个字考语，并无事实”(73)。督抚以八字考语搪塞，引起皇帝的反感，咸丰三年(1853)，文宗在谕旨中指责山西巡抚恒春年终密奏各官考语，“不过年终塞责，无一句紧要之语，足见汝平日于属员中漫不留心，殊堪痛恨，况皆系八个字成语，尤觉可厌”(74)。由此可见，年终密考的考语已如同大计考语一般，其制度的有效性也渐趋衰弱。 外官三年大计考察，年终密考是针对藩、臬、道、府。清末，地方官的考察又新增了州县“事实”考核。光绪三十年(1904)(75)，州县官的年度考核，在刑名钱谷等内容之外，增加了对新政执行情况的考察。官员的“事实”，要求明确列明钱粮、学堂、巡警、工艺、种植、命案、盗案、词讼、监押犯人等项目。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浙江省对州县的考察，其中就鄞县知县高庄凯的事实，详细列出：“学堂：共立七十八所；巡警：巡长四员，巡防营护勇、什长、伙夫一百六十六名，水巡共二十八名；工艺：制造棉纱、布匹、竹纸、草席；种植：桑木、果蔬、贝母、白术、席、草、茶；命盗：命案三起已结，盗案七起，结三起，未获四起；词讼：二十三起已结，未结二起；监押：五十八名；钱漕：钱粮民欠未清，漕粮已完。”(76)此项制度下对“事实”的开列，较之大计、年终密考更为细化、量化。州县事实考核，是清朝在大计、年终密考之外，于地方官考核制度又一次重事实、去虚文的努力，但由于实行时间较短，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功效。在实际的注考中，这项新增考核形式仍不能完全去除“八字考语”的模式，诸如“年富力强，才具开展”、“勤求吏治，干练有为”、“办事稳练，听断尚勤”(77)等考语比比皆是。 清前中期大计“考语”和“事实”的变化，体现出清统治者对大计制度进行调整、纠偏的热情。大计考语是督抚对属官优劣的评判，是国家考察官僚的重要依据。只有处于良性循环中，大计制度才能较好发挥黜陟奖赏的功能，从而对吏治的澄清起重要作用。清中后期大计“考语”和“事实”的注写模式渐趋固化，这引发了一系列辅助性制度的出台。这种变化，既是大计制度功能衰退的表现，也是国家整顿地方吏治的迫切需要，反映出清代中后期吏治呈败坏趋势。 大计是常规制度，在于常态性的监督；年终密考、州县事实考察等是辅助制度，在于纠偏补缺。尽管清代统治者谴责大计考语空疏，但其模式却直接影响了其他相关考察制度的运作。诸项制度不一而同地走向形式化，“八字考语”模式成为常态。这是制度设计者与执行者之间的矛盾，是官僚阶层自利心态的体现，即以形式化的套话模式最大程度地回避政治风险。与大计“考语”相比，真正体现官员政绩者，是上官出具的“事实”，它更为细化、具体。清初统治者强调要“详开事实”，重视事实，通过官员的施政情况对其进行奖惩。但事与愿违，大计官员“事实”的注写方式因日趋形式化，不同官员的考语几乎雷同，无法显示官员的个体差异。清末新增的州县考核虽然对官员“事实”的要求有改进，但由于客观原因，其产生的功效非常有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