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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古鉴今”的史学功用观 在历史上，借鉴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悠久传统。古代史学家能够对历代社会的得失成败认真总结，以历史经验服务于现实社会。对于史学的这种“以古鉴今”的功用观，《总目》认为：“盖敷陈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时代既近，殷鉴尤明。”(27)《总目》继承史学的这种优良传统，以更加理性的眼光审视历代兴亡和前人得失，把历史经验教训应用于现实社会，从而形成一系列观点和见解，具有较大的史学价值。 1.“鉴古识今”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对总结前人的成败得失具有明确认识，认为治史目的在于考察“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辙相循”(28)，即从历史研究中看出历代皇朝政治的利弊得失，寻找历史上各种社会弊端的症结所在。正如赵翼所说，《总目》在开展历史批评的过程中，也自觉地从历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并把它们与现实社会存在的弊端得失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总目》的许多提要，在涉及诸如洛蜀党争、讲学家及道学这两个史学问题时，都反映了《总目》的史学特征，更能够看出《总目》具有“鉴古识今”的史学意识。 首先，关于洛蜀党争。对这一史学现象，翁方纲的《尽言集》分纂提要略为提及(29)，《总目》则修改翁氏分纂提要，增加评论： 观欧阳棐为苏轼所善，程子为苏轼所雠，而安世论棐差遣不当，章凡九上，并程子诋为五鬼，绝无所区别于其间……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灭也(30)。 《总目》论及洛蜀党争，较之翁氏详尽，把因欧阳棐而引起朋党之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详细论述。其中可以看出《总目》对这种党争是持贬斥态度的。 其实，《总目》对于洛蜀党争的态度和历史考察，是缘于乾隆对洛蜀党争的观点。乾隆帝《题〈东林列传〉》一文说： 而蜀、洛之门户，朱、陆之冰炭，已启相攻之渐。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而已(31)。 乾隆帝对于洛蜀党争鲜明地表现出批判态度，甚至把洛蜀党争与国破家亡联系起来，认其为千古罪人。因此，受乾隆这种思想的影响，《总目》所持态度像在《尽言集》提要中一样，其史学批评延续发挥了对洛蜀党争的批判： 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伏读御题朱弁《曲洧旧闻》，致遗憾于洛党；又御题顾宪成《泾皋藏稿》，示炯戒于东林，诚洞鉴情伪之至论也(32)。 《总目》对洛蜀党争的批判，进而引申为对讲学、标榜而立门户者进行大肆贬斥。这不仅是为《总目》贯彻乾隆的思想，而且是其史学价值的体现。在对洛蜀党争的批判过程中，《总目》对于史学借鉴功能认识是很清楚的，其开展史学批评、考证经史的动机是弄通“今”、“古”的历史史实，不但认识前人史事，更主要的是由此考察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明确历史与现实辩证关系的理论认识。 《总目》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门户，斥朋党，实际上是与清朝历史上的朋党问题密切相关的。清康熙年间，出现过索额图党与明珠党的争夺。在康熙朝中，大臣位高权重者首推索额图和明珠两人。两人同柄朝政，互植私党。康熙在处理索、明两党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宜各端心术，尽蠲私念，共矢公忠。傥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朋党之罪。”(33)对朋党，康熙可谓痛恨深切。康熙朝的朋党之争，引起雍正、乾隆的警戒。他们都延续康熙政策，竭力抑制朝中党争。在乾隆上台不久，就出现了张廷玉与鄂尔泰的党争。雍正弥留之际，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佐弘历。允礼于乾隆三年(1738年)病故。乾隆四年，允禄作为弘皙集团的后台，罢削议政大臣等职。唯有鄂尔泰、张廷玉，作为百官领袖，并立于朝。“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34)对鄂、张两党，乾隆帝洞若观火，认识到朋党之争，必然会从内部化解政权的基础，所以他对鄂、张两党呼朋引类、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采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政治策略，消除了朋党的隐患。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现实的朋党之争，所以《总目》对于讲门户、树朋党，斥之极严。 其次，《总目》对于讲学、道学家的态度。对于讲学、道学家的史学批判，《总目》是基于乾隆帝的思想而发展的。乾隆帝认为：“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这样的逻辑，这样的理论，在《总目》的史学批评中得到了深刻而全面的发挥。如《伊洛渊源录》条，由于《总目》与姚鼐观点相左，而改易姚氏分纂稿，并重拟提要： 其后《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然朱子著书之意，则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未尝逆料及是。儒以诗礼发冢，非诗礼之罪也。或因是并议此书，是又以噎而废食矣(35)。 《总目》引举道学家种种丑径加以挖苦和讽刺，斥《伊洛渊源录》为“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对其讲学、标榜而立门户者进行大肆贬斥。另外对于儒家讲学的批评和儒家的演化也是从此入手的，批评此书为谬种之源。《总目》也讲到了讲学与道学之害： 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36)。 所有这些正是从乾隆思想生发而来的，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和鉴戒。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乾隆帝行经保定，大理寺卿尹嘉铨派儿子送上奏折，为其父尹会一请谥，乾隆硃批：“易名赐谥国家大典，岂可妄求，而又不亲来乞恩，本应交部治罪，念其为父私情，姑从宽免，若再不安分家居，则罪无可逭。”尹嘉铨不死心，又送上一本，这次是请求将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的，请求将其父从祀。乾隆看后大怒，硃批：“大肆狂吠，不可不明正其罪。”于是，尹嘉铨被缉拿审讯，家产查抄，著述查禁(37)，并进一步揭出道学家的种种“丑行”和虚伪。乾隆在此案中是强烈反道学家的，对《总目》的编纂者影响很大，所以《总目》对道学家和讲学方面是极力批判的。由此看来，《总目》治史并非限于就事论事地孤立考证和批评，而是非常注意考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进而揭示其兴亡原因，总结其成败教训，理论认识也非常深刻。《总目》在这里开展的史学批评注意考察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具有一定程度的鉴古知今的理论认识。所以，对于《伊洛渊源录》中翁氏分纂稿与《总目》的分歧和差异，个中原因也就不难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